使者不疾不徐地否定了田中玉的指控，
“我军此番前来，绝非将枪口对准‘自己人’。
恰恰相反，我军正是在履行对‘自己人’的防务协防之责。”
他略作停顿，似乎是在强调接下来的关键信息：
“直隶省督军朱家宝将军，早已代表直隶全省军民，公开发表全国通电，明确表态，自愿加入我‘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共同致力于抵御外侮之大业。
此乃天下共知之事！
既已加入，则直隶省在法理与名义上，已属我国防军政府辖下之区域。
我第三集团军各部，此番正是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之正式军令。
依计划入关，前往直隶等已加入省份，执行正常的防务交接与换防任务。
此乃我军内部防务调整，名正言顺，何来‘对准自己人’一说？”
使者的语调逐渐转为诘问，反守为攻：
“反倒是田将军您，身膺山海关守备之重责，理应清楚上下隶属。
朱督军既已代表直隶做出决定，国防军统帅部军令已至，您却紧闭关门，集结部队，严阵以待，阻拦我军执行正常的换防军务。
试问，您此举，是不遵从直隶最高军政长官朱督军之命？
还是有意违抗国防军统帅部之令？
您阻挠我军履行正当防务职责，究竟是出于何种居心？
难道欲挟关自重，另有所图不成？”
这一连串的反问，逻辑严密，环环相扣。
尤其是指出朱家宝“早已加入”这一看似无可争议的事实。
并将田中玉的防御行为直接定义为“违抗上级军令”、“阻挠正当防务”，瞬间将道义与法理的高地夺了过去。
田中玉闻言，如遭雷击，张口结舌。
方才那番气势汹汹的质问，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而坚固的铁壁，被反弹回来打得他自己晕头转向。
他脸色涨红，喉咙里“呃呃”作响，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
他能说什么？
难道他能当众宣称“直隶督军朱家宝那番向全国通电的表态只是戏言，是权宜之计，是不作数的”吗？
这绝无可能！
否定朱家宝这位由北洋中枢正式任命、且其“投诚”通电，已获默许（至少未被公开否认）的直隶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威与决定的合法性。
便等同于在动摇他自己这个山海关守将职位由来的法理基础。
他的任命与职权，在名义上同样源于北洋中枢及直隶督军的统属体系。
连京师城里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对于朱家宝那番通电都未曾公开驳斥与定性。
他一个小小的关隘守将，又凭什么、有什么权威，去公开质疑和否定一位封疆大督军做出的、已传遍全国的政治表态？
那不仅是自毁立场，更是将自己置于公然抗命、以下犯上的危险境地。
使者的话，如同一把精巧的锁，将他所有的辩解与挣扎，都牢牢锁死在了朱家宝那份“投诚”通电所构建的、看似无可辩驳的逻辑囚笼之中！
……
使者眼见田中玉被自己一番话问得哑口无言，脸色青红不定。
显是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与挣扎，便知时机已到。
他不再继续言语施压，而是从容地举起一直握在手中的一份装帧正式的文件，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说道：
“田将军，口说无凭，军令为证。
此乃由我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最高统帅部正式签发，关于山海关防务交接的换防文书，印信齐全，程序完备。
不知田将军，是否愿意依照规程，接受此项命令，配合完成防务交接？”
他的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田中玉，等待着对方的回应，那份文件在空气中显得格外沉重。
田中玉的目光落在那一纸文书上，仿佛能感受到其上承载的千钧压力。
他喉结滚动，内心翻江倒海。
接受？
意味着不战而降，将千古雄关拱手让人，自己难免背上骂名，且不知北洋中枢事后会如何追究（或许大概率没有机会追究了）。
不接受？
眼前的现实是国防军七万大军压境。
使者所言又占据了“朱家宝投诚”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法理高点，强拒的后果不堪设想。
犹豫再三，他只能选择拖延，试图争取最后的时间窗口。
他清了清有些干涩的嗓子，语气尽量保持平稳地说道：
“此事……关系重大，涉及关防要务，非本将一人可决。
还请贵使宽限些时日，容本将与麾下将士商议，并……并需请示上峰，再做定夺。”
他口中的“上峰”，自然是指京师北洋政府。
这既是实话，也是他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他在等，等北京方面的指示，等那或许存在、或许早已消失的援军或转机。
使者闻言，嘴角几不可察地露出一丝了然的弧度。
他如何看不穿田中玉这“需要时间考虑”背后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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