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北京时常查验暂住证。
鹿宪洲想到，走在路上随时可能被人拦下，要求出示证件。
若是北京本地人，出示身份证即可；但外地人必须持有暂住证。
否则便会被带走，遣送至沙河筛沙子。
每天挣五元工钱，凑够车费后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再也不准回来。
那时的执法人员态度强硬。
即便你证件齐全，若是一句话说得不对，对方也可能当场撕毁你的暂住证，然后照样将人带走。
鹿宪洲更是提心吊胆。
他连身份证都没有，更别提暂住证了。
有一天他真遇到了检查。
情急之下不敢停车，心一横踩下油门强行冲了过去。
虽然侥幸逃脱，事后却惊出一身冷汗——北京查得这么严，身份问题始终是个隐患。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转机很快出现。
一次行窃中，他翻出一个钱包。
里面现金不多，却有一张身份证和驾驶证。
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李建生，某公司经理。
但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证件上的照片与他本人极为相像。
鹿宪洲心中一喜，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他立刻找人伪造了一张假身份证。
信息照搬李建生的，只换上了自己的照片。
从此，鹿宪洲便化名李建生，在北京自如行动。
有了隐蔽的身份，鹿宪洲开始认真考虑后路。
“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天天偷窃，迟早会出事。”
他清楚，自己是从死缓越狱的，一旦被抓，必死无疑。
因此他下定决心：“必须干一票大的，弄到足够的钱，才能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小偷小摸风险太高，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如一次干票大的，一劳永逸！”
可是，哪里能弄到大钱呢？
“银行？银行防范太严，连柜台上的防弹玻璃都搞不定。”
他不像张书海那样有技术，正如俗话所说，“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
思来想去，他将目标转向运钞车。
为何选择运钞车？
首先，运钞车里现金多。
“普通人家哪会放那么多现金？就算有，也比不上运钞车。当然银行里更多，可是进不去。”
其次，那时的运钞车安保相对薄弱，不像现在这样全副武装。
“当时用的不过是普通金杯面包车，后面放个钱箱，防卫简单。”
第三，他自信枪法精准，曾在部队受过训练。
“对付几个保安不成问题。”
既然想到要靠枪法，他自然也意识到：抢运钞车必须得有枪。
“拿斧头、菜刀根本不行，车门一关，你连靠近都难。”
后来他不知从哪听说，黑龙江的黑河市能搞到枪。
因为那里与俄罗斯接壤，是边境城市。
他打算去一趟，却又有些犹豫——“人生地不熟，尤其是去东北，万一被人黑吃黑，或是被人举报怎么办？”
他不敢独自前往。
思前想后，他又想到了铁哥们黄民平，外号“大平”。
鹿宪洲对大平说：“我想去黑河搞把枪。”
大平回应：“你既然已经决定，我劝你也不会听。想去就去吧，我管不了。”
鹿宪洲笑了笑，说：“你陪我去一趟吧，我一个人太闷。”
大平犹豫道：“这事太大了。”
鹿宪洲安抚他：“放心，你只是陪我走一趟，不用你插手，事情全由我联系，与你无关。”
大平斟酌片刻，终于答应：“好吧，我就陪你走一趟。但我什么也不管，不参与你的事，纯粹是陪你去。”
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兄弟义气。
大平此前并无前科，此番纯属为朋友两肋插刀——然而事后，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这样，鹿宪洲凑足了三十万元。
让大平买好火车票，两人于1995年11月3日启程前往黑河。
抵达后，他们联系上了两名倒卖枪支的人。
一个叫张建国，时年二十五岁；另一个叫林刚，二十六岁。
其中张建国是主要联系人。
值得一提的是，鹿宪洲在北京另有一位名叫赵建国的朋友，二人并非同一人。
在此特意区分，以免混淆。
通过张建国，鹿宪洲很快购得了两把“清华牌”小口径运动手枪。
也就是俗称的“东风3”。
有些网络主播在直播中常称其为“小东东”，所指正是此类枪支。
这种运动手枪专为体育比赛设计，射程和威力相对有限。
分为25米和50米两种型号。
若在近距离瞄准要害，仍可致命；但社会上一些人使用它，多半是为了威吓，或射击非致命部位。
正如俗话所说的“把腿给他掐折”，真正瞄准头部的并不多见。
这两把枪加上一百余发子弹，鹿宪洲一共支付了三万元。
而张建国和林刚两人从中赚取了一万五千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正如那句老话：“没有暴利，谁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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