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天周桂花从镇上求职回来的班车在村口前一里地的路口停了下来，除了到村里除了被议论之外，还发生了一件事。
“到头了，下去吧。”司机回头说，“这破路，车开不进去。”
周桂花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她背着那个装着简历和证书的破包，看着班车掉头离去，尾灯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
路很黑，只有远处村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她开始往村里走。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水坑。白天的那些羞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重演：人家看她的眼神，那些不耐烦的回答，还有最后那句“农村的，不要”。
走了没多远，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
车灯照亮了她的背影，然后停在她身边。发动机熄火了，夜晚重新安静下来。
“镇上，不好混吧？”
周桂花停下脚步，转过身。是吴老虎，就坐在摩托车上，没有下来。
她没有回答。
“夜校那事……”吴老虎停顿了一下，“是我不对。”
周桂花愣住了。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吴老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的纸，在车灯下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不是她熟悉的简体字。
“这个，你看得懂吗？”他问。
周桂花走近了一些，看到那是一份合同。繁体字，还夹杂着英文单词。
“我厂里那个林福来，也看不太明白。”吴老虎说，“我明天就得给香港老板回话。”
他抬起头看着她：“周老师，你文化高。帮我看看，行吗？”
周老师。
不是桂花，是周老师。
周桂花接过那份合同，借着车灯的光仔细看。确实很复杂，涉及供货量、质量标准、付款方式，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这个……需要时间。”她说。
“不急，今晚能看完就行。”吴老虎发动了摩托车，“上车，去厂里。那里灯亮。”
周桂花犹豫了一下，然后坐上了后座。
瓦器厂的办公室里，一盏白炽灯泡把小房间照得透亮。桌子上摊开了那份合同，还有几本词典。
“这里说的是最低订购量。”周桂花指着一行字，“不是最高。你理解反了。”
“啊？”吴老虎凑过来看，“那意思是……”
“意思是他们每次至少要订一千件，不能少。”
吴老虎皱着眉头算了算：“一千件……那得干……。”
“但单价高。”周桂花继续往下看，“比你现在卖给县里的价格高三倍。”
“三倍？”
“嗯。外贸单子都这样，量大价高，但要求也严。”
她翻到后面几页：“这里还有质量标准，很详细。每个瓦盆的尺寸偏差不能超过两毫米，釉面不能有气泡，包装要用特制的泡沫箱……”
吴老虎听得很认真，偶尔问几个问题。没有之前那种不耐烦，也没有装懂。
“这个单子，能做吗？”周桂花最后问。
“技术上没问题。”吴老虎说，“就是人手不够。”
“那就需要招人。”
“招什么人？”
“有文化的。”周桂花合上合同，“这种单子，从原料采购到质量检验，每个环节都需要有人懂行。你总不能什么都自己来。”
吴老虎看着她，没有说话。
窗外，瓦盆村在晨光中慢慢醒来。
后来她开始注意他。
她发现，这个在村里呼风唤雨的“孩子王”，其实有很多她之前没看到的一面。
比如他对工人很好。厂里的师傅们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但吴老虎从不摆架子，有活一起干，有酒一起喝。老褚木匠的腰疼犯了，他开车送人去镇上看医生，来回跑了两趟。
比如他很会照顾人。周桂花第一次熬夜整理账目，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第二天早上来上班，发现桌上放着一杯热豆浆，还有两个刚出炉的烧饼。
“哪来的？”她问。
“我妈做的。”吴老虎说，“她说你一个姑娘家，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
其实周桂花知道，是他特意让妈妈做的。
比如他其实很聪明。虽然不识几个字，但对生意有种天生的嗅觉。港商提出要改包装，他立刻就想到了成本问题，算得比她还快。
“这种泡沫箱，一个要三块钱。”他说，“一千个瓦盆，光包装就要三千。得跟港商谈，这个成本谁出。”
周桂花越来越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种原始的生命力，粗糙但真实。
“周老师，你看这个质检标准，咱们现在的工艺能达到吗？”
“周老师，港商说要来实地考察，我们该准备什么？”
“周老师，你觉得我们应该再招几个人？招什么样的？”
每次叫她“周老师”，她心里都会有种奇怪的满足感。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宿舍里想：什么时候开始，她竟然开始期待他的那些问题了？
什么时候开始，她会因为他的一句夸奖而高兴一整天？
什么时候开始，她会偷偷观察他的表情，猜测他在想什么？
更要命的是，她开始注意他的身体了。
那天他在窑炉边检查瓦器，汗水把衬衫贴在身上，勾勒出结实的肌肉线条。她看得有点发呆，直到他转过头来，她才慌忙移开视线。
还有一次，他从她身后经过，那种男人特有汗水、烟草、还有一点泥土的味道，让她心跳加速。
周桂花意识到，自己迷上了这个“孩子王”。
这种感觉，比什么都让人上瘾。
那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想象着他的手，他的声音，他叫她“周兄老师”时的表情。
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迷上了这个男人。
这个曾经羞辱过她，现在却给了她尊严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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