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我站在镜子前，解开脸上的纱布。
医生的技术很好，疤痕比预期的要小。但它就在那里，在我右脸颊上，一个三厘米长的淡粉色印记，像一条静止的泪痕。皮肤表面略有凹凸，与周围完好的皮肤形成微妙对比。在特定光线下，它几乎看不见；在另一些光线下，它像一道宣告失败的旗帜。
我的手臂上疤痕更严重。从手背到肘部，是一片扭曲的地形图，粉色、白色和褐色的皮肤交织，像干涸河床的龟裂图案。复健的痛苦我已经熬过来了——每天伸展、按摩，防止疤痕收缩影响关节活动。但心理上的复健，才刚刚开始。
我搬了家。无法再睡在那个房间，那个被火焰标记过的空间。新公寓很小，但窗户朝南，阳光充足。我特意选择了没有床头插座的房间，充电器被严格限制在远离床铺的书桌上，而且我买了一个防火材质的充电盒，即使发生短路也会被密封在里面。
朋友说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也许吧。我现在对任何电子设备充电都感到焦虑，听到轻微的“滋滋”声就会跳起来，闻到奇怪的焦味就会恐慌发作。我已经看过三次心理医生，但那些画面仍然在梦中追逐我——火焰在黑暗中绽放，像一朵致命的花。
最讽刺的是，我仍然需要手机。现代社会不会因为我的创伤而停止运转。我换了一部新手机，但再也不敢整夜充电。我在手机上设置了充电提醒，到80%就会发出警报。80%成了我的新100%，一个安全的、不会引发灾难的数字。
但强迫症没有消失，它只是变形了。现在我不断检查充电器是否过热，线缆是否有破损，插座是否松动。我买了五个灭火器，分布在公寓的各个角落。晚上，我会起床两三次，确认一切正常，没有异常气味，没有异常温度。
“你活下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妈妈在电话里说。她每隔一天就打来电话，声音里满是担忧。我没有告诉她最糟糕的部分——不是身体的疼痛，不是疤痕，而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如果”：如果我没有醒来？如果火焰蔓延到窗帘？如果我吸入太多有毒烟雾？
如果我就那样死了，因为一个充电器，因为一个愚蠢的电量数字？
今天是我返回工作的第一天。请假三个月后，广告公司的同事们会怎么看我？他们会注意到我脸上的疤痕吗？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还是假装没看见？
我化了妆，用遮瑕膏仔细掩盖脸颊上的疤痕。在粉底的作用下，它几乎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就像我知道自己内心的裂痕从未真正愈合。
地铁上，我紧紧抓着手环，避免与任何人眼神接触。我能感觉到一些目光在我脸上停留，好奇的、同情的、或许还有厌恶的。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数着上面的磨损痕迹。
公司前台的小李看到我时，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换上职业微笑。“潇潇！欢迎回来！我们都好想你！”
“谢谢。”我简短地回答，快步走向自己的工位。
办公室还是老样子，每个人的电脑屏幕闪烁着，手机在桌面上充电，无线充电器像一个个小小的飞碟散布在各处。我突然感到窒息——这么多充电设备，这么多潜在的隐患。
“嘿，你还好吗？”我的同事兼好友小雨走过来，压低声音，“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还好。”我强迫自己微笑，“就是有点不习惯早起。”
“慢慢来。”她拍拍我的肩膀，这个简单的触碰让我差点跳起来。她注意到了我的反应，收回手，表情变得关切。
上午的会议是关于一个新项目——一款智能手机的广告 campaign。我坐在会议室后排，听着创意总监滔滔不绝地讲述“无缝连接”、“持久续航”、“安全快充”等概念。每个词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潇潇，你负责视觉设计部分，可以吗？”总监问。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我。我感觉到脸颊上的疤痕在发烫，即使它被遮瑕膏覆盖着。
“当然。”我说，声音比自己预期的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工位，盯着空白的设计软件界面。脑海中没有任何创意，只有那个燃烧的充电器，那团橙红色的火焰。我要如何为智能手机设计吸引人的广告，当我亲身经历过它们可能带来的灾难？
午餐时间，我躲到天台。冬天的武汉天空灰蒙蒙的，长江在远处像一条灰色的带子。我拿出手机——电量78%。一阵熟悉的焦虑涌上心头，但我抵制住了寻找充电器的冲动。78%是足够的，我对自己说，足够用到下班回家。
“可以坐这里吗？”
我抬头，是小雨。她端着一盒沙拉，在我旁边坐下，没有等我回答。
“你一直没告诉我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她轻声说，“只说是在家发生了意外。”
我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的城市天际线。“充电器着火，”最终我说，“在我睡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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