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安东，还没改名丹东，战火的余温仍裹着东北乡村的尘土。彼时的辽东大地，解放的曙光初现，可封建迷信的阴霾却像粘腻的蛛网，缠在寻常百姓的心头。一贯道等邪教趁时局动荡兴风作浪的传闻，在乡野间此起彼伏，而大石区石佛村那场震惊全县的“九头命案”，则把这份诡异与残酷，刻进了安东的地方志里。
世人皆传，那是一贯道邪教作祟，连杀九人后砍下头颅摆阵作法，妄图借血光之力逆天改命。可当安东县公安局的侦查员踩着晨露冲进案发现场时，他们才发现，这起案件的真相，比传说更荒唐，也更刺骨。
1948年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五，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褪尽石佛村的土腥味，村口的老井旁就传来了江人才撕心裂肺的呼喊。他手里攥着半桶没打满的水，桶沿沾着泥点，裤脚湿透，连滚带爬地往村外的大石区公所跑，中途撞见赶早下地的村民，只含糊喊着“包家……包家出事了！人头……满桌子都是！”
消息像惊雷炸过田埂，等江人才气喘吁吁跑到安东县公安局时，值班的侦查员刚啃完半个窝头。听闻“凶杀案”“人头”，几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瞬间绷紧了神经，挎上枪、拎着勘查包就往外冲。从县城到石佛村八里地，他们几乎是一路狂奔，布鞋踩过土路扬起的尘土，在身后拖出长长的灰线。
案发地在石佛村公路南侧两米处，三间筒式草房孤零零立在田埂边，草屋顶沾着隔夜的露水，烟囱里没有一丝炊烟，反倒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腥气，顺着风飘进侦查员的鼻腔。带队的老侦查员抬手示意众人噤声，先绕着草房走了一圈，院墙不高，墙头爬着几株蔫掉的牵牛花，大门虚掩着，门楣上还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条，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透着诡异。
一名侦查员立刻掏出纸笔，蹲在地上按比例绘制现场方位图，笔尖在纸上快速滑动，标注出草房与公路、水井的距离，甚至连墙角那堆柴火的位置都不曾遗漏。另一名侦查员举起相机，“咔嚓”几声拍下外景，镜头里的草房静谧得可怕，仿佛藏着吞噬一切的黑洞。等做好外围勘查，几人轻轻推开大门，“吱呀”一声门轴响，打破了清晨的死寂，也掀开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景象。
刚跨进门槛，浓烈的血腥味就直冲鼻腔，混杂着未散尽的烟火气和淡淡的朱砂味，呛得人忍不住皱眉干呕。屋内地面铺着的土坯被血水浸透，踩上去黏腻发滑，暗红色的血渍从炕前蔓延到墙角，形成不规则的斑块。墙角的瓷缸敞着口，里面盛着半缸淡红色的血水，水面漂浮着细碎的血沫；厨房的铁锅、陶盆里也装着同样的血水，锅沿还沾着几缕花白的头发。
炕前的地面上，八具无头颅的尸体整齐地仰卧着，四肢舒展，腰间都扎着崭新的红布条，布条的颜色与门楣上的那块如出一辙。尸体身上的衣物整洁，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仿佛是心甘情愿躺下，等待着死亡降临。而北屋的单人炕上，还躺着一具女尸，与其他八具不同，她身首俱全，可浑身伤痕累累，血肉模糊，衣物被撕扯得不成样子，脸上凝固着痛苦与诡异的期盼，让人不寒而栗。
屋内的饭桌被擦得一尘不染，桌面上铺着一层平整的黄标纸，八颗人头呈半圆形摆放在香炉两侧，头颅的发丝还带着湿气，显然是被人清洗过。每个头颅的头顶，都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抓痕，像是被人强行按在某处时留下的印记。阳光从窗棂的缝隙照进来，落在人头苍白的脸上，与黄标纸的颜色相映，构成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场的侦查员，有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见惯了战场的尸山血海，可此刻面对这样刻意布置的惨状，还是忍不住心头发紧，指尖微微颤抖。老侦查员强压下翻涌的情绪，沉声吩咐：“快，去县医院请白大夫来验尸，其他人仔细搜查现场，一寸都不能放过！”
半个时辰后，县医院的白大夫背着药箱匆匆赶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戴上老花镜，蹲在尸体旁仔细查验，手指轻轻按压尸体颈部的伤口，眉头越皱越紧。“你们看，”白大夫指着其中一具尸体的颈部，声音带着难掩的沉重，“伤口平整，三到四刀就利落割下头颅，下手又快又狠，凶手绝非善类，心理素质极强，要么是惯犯，要么是被某种执念冲昏了头。”
侦查员们顺着白大夫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伤口边缘整齐，没有拖拽或反复切割的痕迹，可见凶手动手时毫不犹豫。随后，众人分散开来搜查屋内的遗留物，在灶台下方找到了一把杀猪刀和一把剥皮刀，刀刃上的血迹已经凝固发黑，刀柄处还残留着模糊的指纹；炕席底下搜出半斤左右的马匪（土制鸦片），一个沾着朱砂痕迹的瓷碗，碗底还有少量暗红色的粉末；门槛旁放着一双胶鞋，鞋面上的血迹与地面血渍成分相近；墙角的柜子里，堆着数十个空酒瓶和汽水瓶，瓶身上有的沾着指纹，有的残留着白酒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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