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铁狂飙突进的时代洪流中，无数光环与暗影交织。其中，一段关于权力、金钱与原始草莽力量结合的隐秘关系，因其极致的反差与荒诞，成为了那个特定时期无法抹去的注脚。这段关系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曾被誉为“中国高铁之父”，权倾一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另一位，则是仅读过三年小学，曾因卖鸡蛋算不清账而被乡邻戏称为“傻娘”的农村妇女——丁书苗（后改名丁雨欣）。
她，是刘志军最为人所知的“白手套”，一个游走在千亿高铁资本核心地带的奇女子。她介入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核心机密，操办那些无法见光的私密事务：跑官、捞人、平事，甚至寻觅女人。刘志军则投桃报李，助她通过高铁相关项目攫取超过二十亿的巨额财富，将她的账户视作私人提款机。然而，当这位传说中的“高铁一姐”首次在公众面前露出真容时，其形象却让所有熟悉那段传奇的人们愕然——她没有想象中的千娇百媚，缺乏商业女强人的睿智与风韵，其前身，不过是山西乡村一个贩卖鸡蛋、蝎子与煤炭的普通农妇，识得的汉字不超过百个。人们不禁要问：位高权重的刘志军，究竟看中了她什么？是她身上哪种特质，让她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合作者”？
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那种超越寻常“白手套”模式的神秘关系，其独特性，正是这段往事最引人探究之处。这一切，或许要从更早的岁月，从黄土地上那个挣扎求存的女孩说起。
时间倒退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一支由山西省领导带队的视察车队，在晋城市的某个路边短暂停留。熙攘的围观人群中，一名衣着朴素、面色黝黑的农村妇女，瞅准时机，突然从人缝里猛地窜出，试图挤上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几番拉扯与推搡之后，她最终被安保人员推下了车。这突兀的一幕，让随行采访的记者忍不住发出感叹：“这农妇，胆子可真大！”
这位胆大妄为的妇女，便是丁书苗。她拼尽全力想要上车，并非身负何等惊天冤屈，仅仅是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结识车上的官员。您听听，这是一般人能想出来、能干出来的事吗？然而，这种不顾一切、近乎本能地巴结权力、攀附领导的冲动，恰恰成为了丁书苗此后人生轨迹中最鲜明、最执着的主题。
追溯其源，1955年，丁书苗降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一口简陋的土窑洞里。命运的残酷在她仅四个月大时便已显现——母亲撒手人寰。她的哥哥患有智力障碍，父亲为了生计整日在地里刨食，年幼的丁书苗和哥哥几乎是靠着村里乡亲的接济，吃着“百家饭”艰难长大。家庭的极度贫困，让她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无法保障，小学没读满两年便被迫辍学。后来，她被过继给村里一户没有子嗣的人家，以期能有一条活路。
到了1970年代，经由媒人介绍，她嫁到了三十公里外另一户贫苦人家。婚后的丁书苗，并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她懒得下地干活挣取那微薄的工分，选择留在家中，名义上是照顾年迈的公婆。但乡亲们很快便察觉到，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
在那个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经济被视为“毒草”，私人交易更是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一旦被抓，甚至有牢狱之灾。然而，丁书苗似乎天生对政策风险缺乏敏感，或者说，求生的欲望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她开始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地收购鸡蛋，然后徒步或想方设法搭车，带到晋城甚至更远的长治去贩卖。为了多挣一点钱，她还冒险到荒山野岭捕捉蝎子，卖给晋城的饭店或药店换钱。
在那个物资匮乏、流通僵化的年代，做这种鲜有人敢涉足的小生意，其收益远非土里刨食所能比拟。一旦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丁书苗体内那股原始的驱动力便被彻底激活。她常常背着干粮，一走就是一整天，风餐露宿。为了节省路费，她甚至能用鸡蛋抵扣车票钱，久而久之，与那些跑运输的司机混得烂熟。
也就是在那时，她得了个“傻娘”的绰号。原因无他，文化水平的极度低下限制了她的计算能力。据说，一斤鸡蛋卖两块钱，如果有人买一斤半，她就算不出该收多少钱，必须得向旁人求助。然而，与这“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那股超乎常人的韧劲和完全放得下的“面子”。她不怕被拒绝，也不因冷眼而气馁。有人评价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放得下身段”，而更了解她过往的人则会嗤之以鼻地反驳：“她哪有什么身段可言？小时候没饿死都算烧高香了！”
当村子附近开始修建水库时，丁书苗敏锐地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常常提着鸡蛋篮子在工程队里转悠，逢人便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位小包工头看中了她的胆量和执着，提议她出资三万元，合伙购买一辆大货车用来拉砖。三万元，在当时的农村无异于天文数字。但丁书苗的胆子确实够大，她竟然托关系从信用社贷来了这笔巨款，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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