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铁狂飙突进的时代洪流中,无数光环与暗影交织。其中,一段关于权力、金钱与原始草莽力量结合的隐秘关系,因其极致的反差与荒诞,成为了那个特定时期无法抹去的注脚。这段关系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曾被誉为“中国高铁之父”,权倾一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另一位,则是仅读过三年小学,曾因卖鸡蛋算不清账而被乡邻戏称为“傻娘”的农村妇女——丁书苗(后改名丁雨欣)。
她,是刘志军最为人所知的“白手套”,一个游走在千亿高铁资本核心地带的奇女子。她介入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核心机密,操办那些无法见光的私密事务:跑官、捞人、平事,甚至寻觅女人。刘志军则投桃报李,助她通过高铁相关项目攫取超过二十亿的巨额财富,将她的账户视作私人提款机。然而,当这位传说中的“高铁一姐”首次在公众面前露出真容时,其形象却让所有熟悉那段传奇的人们愕然——她没有想象中的千娇百媚,缺乏商业女强人的睿智与风韵,其前身,不过是山西乡村一个贩卖鸡蛋、蝎子与煤炭的普通农妇,识得的汉字不超过百个。人们不禁要问:位高权重的刘志军,究竟看中了她什么?是她身上哪种特质,让她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合作者”?
刘志军与丁书苗之间那种超越寻常“白手套”模式的神秘关系,其独特性,正是这段往事最引人探究之处。这一切,或许要从更早的岁月,从黄土地上那个挣扎求存的女孩说起。
时间倒退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一支由山西省领导带队的视察车队,在晋城市的某个路边短暂停留。熙攘的围观人群中,一名衣着朴素、面色黝黑的农村妇女,瞅准时机,突然从人缝里猛地窜出,试图挤上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几番拉扯与推搡之后,她最终被安保人员推下了车。这突兀的一幕,让随行采访的记者忍不住发出感叹:“这农妇,胆子可真大!”
这位胆大妄为的妇女,便是丁书苗。她拼尽全力想要上车,并非身负何等惊天冤屈,仅仅是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结识车上的官员。您听听,这是一般人能想出来、能干出来的事吗?然而,这种不顾一切、近乎本能地巴结权力、攀附领导的冲动,恰恰成为了丁书苗此后人生轨迹中最鲜明、最执着的主题。
追溯其源,1955年,丁书苗降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一口简陋的土窑洞里。命运的残酷在她仅四个月大时便已显现——母亲撒手人寰。她的哥哥患有智力障碍,父亲为了生计整日在地里刨食,年幼的丁书苗和哥哥几乎是靠着村里乡亲的接济,吃着“百家饭”艰难长大。家庭的极度贫困,让她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无法保障,小学没读满两年便被迫辍学。后来,她被过继给村里一户没有子嗣的人家,以期能有一条活路。
到了1970年代,经由媒人介绍,她嫁到了三十公里外另一户贫苦人家。婚后的丁书苗,并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她懒得下地干活挣取那微薄的工分,选择留在家中,名义上是照顾年迈的公婆。但乡亲们很快便察觉到,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
在那个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经济被视为“毒草”,私人交易更是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一旦被抓,甚至有牢狱之灾。然而,丁书苗似乎天生对政策风险缺乏敏感,或者说,求生的欲望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她开始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地收购鸡蛋,然后徒步或想方设法搭车,带到晋城甚至更远的长治去贩卖。为了多挣一点钱,她还冒险到荒山野岭捕捉蝎子,卖给晋城的饭店或药店换钱。
在那个物资匮乏、流通僵化的年代,做这种鲜有人敢涉足的小生意,其收益远非土里刨食所能比拟。一旦尝到了金钱的滋味,丁书苗体内那股原始的驱动力便被彻底激活。她常常背着干粮,一走就是一整天,风餐露宿。为了节省路费,她甚至能用鸡蛋抵扣车票钱,久而久之,与那些跑运输的司机混得烂熟。
也就是在那时,她得了个“傻娘”的绰号。原因无他,文化水平的极度低下限制了她的计算能力。据说,一斤鸡蛋卖两块钱,如果有人买一斤半,她就算不出该收多少钱,必须得向旁人求助。然而,与这“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那股超乎常人的韧劲和完全放得下的“面子”。她不怕被拒绝,也不因冷眼而气馁。有人评价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放得下身段”,而更了解她过往的人则会嗤之以鼻地反驳:“她哪有什么身段可言?小时候没饿死都算烧高香了!”
当村子附近开始修建水库时,丁书苗敏锐地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常常提着鸡蛋篮子在工程队里转悠,逢人便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位小包工头看中了她的胆量和执着,提议她出资三万元,合伙购买一辆大货车用来拉砖。三万元,在当时的农村无异于天文数字。但丁书苗的胆子确实够大,她竟然托关系从信用社贷来了这笔巨款,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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