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伙子什么样?”民警问。
“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挺瘦的,穿件黑色的夹克,戴个黑色的帽子,说话有点山东口音。”那个黑车司机回忆道,“当时我还跟李楠说,‘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去,小心点’,他说没事,就是赚点辛苦钱,没想到……”
这个线索让民警眼前一亮——小伙子是山东口音,要去山东,而李楠最后死在了山东涝陵镇,这两者之间肯定有关联!
与此同时,留在涝陵镇的民警也有了新发现。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里,发现了一个不属于李楠的东西——一台豪华车载音响。李楠的家属说,李楠的车是辆旧款捷达,买回来的时候就没装音响,平时他也舍不得花钱装,这辆车上怎么会突然多了一台豪华音响?
“凶手为什么要给车装音响?”张所长琢磨着,“如果是抢劫,杀了李楠之后,直接把车开走卖掉就行了,没必要花钱装音响,最后还把车扔在废厂里——这不符合抢劫犯的逻辑。”
更奇怪的是,根据周边村民的回忆,这辆车是1月29号才出现在废化工厂的坝子里的,而法医判断李楠的死亡时间是1月15号左右——也就是说,李楠死后,这辆车还在山东境内跑了半个月,直到1月29号才被凶手扔在废厂里。
“凶手在李楠死后,开着他的车在山东跑了半个月,还装了音响,最后才把车扔掉——他到底想干什么?”张所长觉得这案子越来越复杂,“难道他不是为了抢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技术队传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们在那辆银灰色小轿车的副驾驶脚垫下,以及废化工厂坝子的角落里,各找到了一张纸条。这两张纸条都是从同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的边缘还留着撕裂的痕迹,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内容一模一样:“今欠崔鹏飞人民币贰万元整(元),欠款人:李楠。”
两张纸条的落款日期不一样:一张是2009年5月10号,另一张是2010年1月12号。
“崔鹏飞?”张所长拿着纸条,眉头紧锁,“李楠的家属说,他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李楠欠了别人钱。这两张欠条是怎么回事?”
民警立刻将纸条送到了市局的笔迹鉴定科。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两张欠条上的字迹,确实是李楠的亲笔所写。但鉴定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疑点——两张欠条上的墨水,虽然看起来颜色略有不同,但老化程度一致,应该是在同一时间段写的,而不是像落款日期那样,间隔了八个月。
“也就是说,这两张欠条是李楠在同一时间写的,一张落款是1月12号(也就是他失踪后的第二天),另一张是伪造的2009年5月——这肯定是有人逼着他写的!”张所长立刻意识到,“这个崔鹏飞,很可能就是凶手!”
民警立刻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里查询“崔鹏飞”这个名字,重点排查山东境内,尤其是涝陵镇周边的人员。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崔鹏飞,24岁,山东阳信县人,阳信县离涝陵镇只有几十公里,而且他的老家,就在废化工厂附近的崔家村!
更重要的是,这个崔鹏飞一直在天津打工,去年年底才从天津回老家——这和那个黑车司机描述的“山东口音、从天津去山东”的小伙子完全吻合!
“就是他!”张所长一拍桌子,“立刻调查崔鹏飞的行踪,准备抓捕!”
民警很快查到,崔鹏飞1月11号从天津出发,1月12号回到阳信县老家,之后又开着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在济南、德州、滨州等地转悠,1月29号回到涝陵镇,把车扔在了废化工厂,然后回了崔家村。
1月30号早上,民警在崔家村的一个小饭馆里找到了崔鹏飞。当时他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吃着面条,喝着啤酒,看起来很悠闲。当民警走进饭馆,亮出证件时,崔鹏飞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放下筷子,说:“我知道你们找我干什么——李楠是我杀的。”
被捕后的崔鹏飞,在审讯室里表现得异常嚣张。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左右,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可说起话来却带着股狠劲,尤其是提到如何制服李楠时,嘴角还带着得意的笑。
“我去年在天津打工,年底准备回家过年,结果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我他妈混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我坑别人,没想到这次被别人坑了,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崔鹏飞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我想,反正没钱了,不如干一票大的——抢个黑车,既能拿到钱,还能有车开。”
1月11号下午,崔鹏飞在天津火车站找到了李楠,以“包车去山东阳信”为由,上了他的车。一路上,崔鹏飞都在观察李楠——他看李楠个子高,但说话温和,看起来很老实,就觉得这个人好欺负。
1月12号凌晨,车开到阳信县境内的一条偏僻公路上时,崔鹏飞突然动手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趁李楠不注意,从怀里掏出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钢管,猛地砸向李楠的后脑勺。李楠没防备,被砸得头晕目眩,方向盘都没握住,车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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