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 4 月 7 日正午，香港葵涌警察宿舍 B 座 510 室的铁门虚掩着，像一张半开的嘴，沉默地吞吐着楼道里凝滞的空气。郑炳强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第三次抬手叩门时，指节触到的金属表面带着诡异的凉意。
“阿和？阿和在家吗？” 他的呼喊被门缝里渗出的气味呛得打了个折。那是种混杂着腐烂与铁锈的腥甜，像暴雨过后的屠宰场，黏在鼻腔黏膜上不肯散去。同行的朋友突然捂住嘴冲进楼梯间干呕，郑炳强的心猛地沉下去，他用肩膀撞开虚掩的木门。
客厅的百叶窗拉得密不透风，四月的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倒在沙发旁的男人，深蓝色警队 T 恤被血浸透成深褐色，右手还保持着攥紧的姿势，仿佛要抓住什么。郑炳强认出那是弟弟郑炳和的睡袍腰带，他的腿像灌了铅，眼睁睁看着朋友在里屋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 两个孩子蜷缩在双层床上，小儿子的睡衣领口还别着幼儿园的小红花，而卧室门口的女人，那个总爱烫着波浪卷发的弟媳李凤鸣，此刻像个破布娃娃似的歪在门框边。
法医的白大褂在昏暗的房间里格外刺眼。张法医蹲在电床旁，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裸露的电线接口，万用表的指针微微颤动。“低压电流，刚好能电晕人但不足以致命。” 他头也不抬地对身后的警员说，“凶手懂电工，而且很了解死者的生活习惯。”
证物科的警员正用镊子夹起桌上那张泛黄的宣纸。毛笔字歪歪扭扭，墨汁在纸角晕开：“郑国明欠贵利不还”，落款 “贵利王包杀”。郑炳强猛地想起，“郑国明” 是弟弟小时候的乳名，除了家里人，只有老街坊才知道。
“郑先生，你弟弟最近有赌钱吗？” 重案组的黄督察递过来一杯热茶，杯壁上的水珠在审讯室桌面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郑炳强捧着杯子的手还在抖，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声音沙哑：“阿和戒赌三年了，他说要给孩子攒学费，连马会六合彩都不碰。”
法医报告在黄督察的办公桌上摊开：四名死者均死于失血性休克，致命伤集中在颈部和胸腹部。郑炳和（38 岁）身中七刀，李凤鸣（34 岁）喉咙几乎被割断，九岁的郑婉雯和六岁的郑梓杰身上各有十余处刀伤，部分伤口深可见骨。死亡时间推定在 4 月 4 日深夜，四人遇害间隔不超过一小时。
“最奇怪的是这个。” 张法医指着报告上的一页，“李凤鸣的指甲缝里有皮肤组织残留，不是郑家人的。还有她右手里的碎布，是从凶手衣服上扯下来的。”
黄督察点燃一支烟，目光落在宿舍登记表上李凤鸣的职业栏：无业。档案里附的照片是她十年前的样子，穿着舞女制服站在夜总会门口，笑容明媚得像假的。“去查她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最近接触的人。” 他弹了弹烟灰，“还有，查所有懂得电工技术的熟人。”
二
1986 年深秋的麻将馆里，香烟味混着泡面的热气在天花板下盘旋。李凤鸣推倒牌时，涂着蔻丹红的指甲在绿翡翠色的牌面上划过，黎新来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似的跟着移动。“阿来，发什么呆？该你摸牌了。” 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密的纹路，却比舞厅里那些年轻女孩多了层说不清的风情。
黎新来慌忙摸牌，指尖的老茧蹭过光滑的象牙牌面。他来香港三个月，在建筑工地扛钢筋，晚上就泡在这种藏在唐楼夹层里的麻将馆。第一次见到李凤鸣时，她穿着丝质睡袍坐在老板椅上算钱，金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光。后来才知道，这个总被叫做 “凤姐” 的女人，丈夫是个当差的，却在自家警察宿舍里接客。
“凤姐，你先生不管吗？” 散场后，黎新来帮她收拾筹码，忍不住问。李凤鸣正在补口红，镜子里的倒影瞥了他一眼：“郑炳和？他就知道当他的好警察，住这破宿舍还以为多体面。” 她突然凑近，香水味钻进黎新来的鼻腔，“阿来，你跟那些老头不一样。”
他们第一次在警察宿舍过夜时，黎新来总觉得那身挂在门后的警服在盯着自己。李凤鸣却满不在乎，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指着墙上的结婚照撇嘴：“当年要不是怀了婉雯，我才不会嫁给他。你看这宿舍，住一辈子都得看警队脸色，离婚？他宁愿死也不会放我走。”
黎新来的手抚过她腰上的疤痕 —— 那是被前一个客人打的。“凤姐，要不我们走？” 他声音发紧，“回大陆去，我养你。” 李凤鸣突然笑了，笑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走？去哪？你连身份证都没有。” 她转身从床头柜摸出个存折，“看见没？我在攒钱，等够了就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1987 年春节过后，李凤鸣开始频繁地看日历。“郑炳和下个月轮休，他说要带孩子去澳门玩。” 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阿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黎新来咬着苹果，果肉的涩味漫到舌尖：“你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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