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武英殿侧厅。
朱元璋将那封来自户部的密奏重重拍在御案上，声响在寂静的殿宇内显得格外突兀。侍立的宦官们噤若寒蝉，将头埋得更低。
“好一个‘吏员失职，意外走水’！”皇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平静之下蕴藏着何等风暴。“浙江按察使司，还有内阁那几个老家伙，倒是会替朕分忧，急着把盖子捂上。”
蒋瓛离京前秘密呈报的，关于东南沿海商贸异常及“八闽商会”可能与海外叛党勾连的疑虑，显然与沈涵这份密奏指向了同一方向。杭州，丝绸库，大火……太巧了。
“沈涵……”朱元璋的手指敲击着桌面，目光深邃。这个年轻人，像一把过于锋利的刀，好用，但也容易伤主。他将其调入户部，本意是放在眼皮底下，既用其才，亦加看管，让他远离那些刀光剑影的直接厮杀，慢慢磨去些棱角。没想到，人进了户部，风波却追到了户部，甚至引出了更深处的东西。
“商海之蛟……”朱元璋喃喃自语。他想起沈涵密奏中那隐晦的提及，也想起蒋瓛关于“海蛇帮”余孽可能盘踞东南海岛的军报。若真有一条如此庞大的恶蛟潜藏在水下，觊觎着他的大明江山，那便是触及了他的逆鳞。
但……牵扯太广。东南赋税重地，多少勋贵、官员、士绅的利益交织其中？一着不慎，便是朝局动荡。更何况，那“蛟龙”的真身，若真如沈涵暗示，可能与某些顶级权贵乃至宗室有关……
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厉色。他可以容忍贪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党争，但绝不容许任何人动摇国本，威胁朱明江山。
“告诉李善长，”朱元璋对身旁侍候的贴身太监淡淡道，“杭州丝绸库的案子，按意外处置，该罚的罚，该贬的贬，尽快结案，安抚地方，稳定人心。”
太监躬身领命。
“另外，”朱元璋话锋一转，“传朕口谕给沈涵：户部钱粮关乎国计，着其用心当差，仔细核查各处账目，凡有不清不楚、不合规制之处，无论涉及何人何地，皆可密折直奏。朕，准他先斩后奏之权。”
太监心中一震，面上却不敢表露，连忙应下。这道口谕，看似是让沈涵安心查账，实则是在那看似平静的户部水面下，投下了一颗足以掀起巨浪的石子。陛下这是……要对东南动手的前兆？还是仅仅为了敲山震虎？
口谕传到户部时，沈涵正在浙江清吏司的值房内，对着几大箱从杭州紧急调运来的、未被焚毁的织造局往来文书副本，进行交叉核验。
听到“用心当差”、“仔细核查”、“密折直奏”、“先斩后奏”这几个关键词，沈涵心中豁然开朗。皇帝没有明确支持他关于“商海之蛟”的猜测，但这道口谕，无疑是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允许他在户部这个框架内，将调查进行到底，甚至赋予了他极大的临机专断之权。
“臣，沈涵，领旨谢恩。”他平静地接下口谕，送走传旨太监。
回到值房，看着满桌的文书，沈涵的眼神重新变得锐利。皇帝的态度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如何撬开这铁板一块的户部，找到那条恶蛟的尾巴。
他不再局限于杭州丝绸库的单一案件。凭借皇帝赋予的权力，他以“梳理洪武初年以来钱粮旧制，以备修订则例”为名，要求各清吏司将涉及东南诸省，尤其是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关于漕运、盐课、茶税、市舶司（虽已严控，但旧档仍在）的关键年份账册、户籍黄册副本、物料调拨记录，全部调阅至他直属的临时办公房。
此举在户部内部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老成持重的郎中、主事私下议论，认为这位新晋的沈侍郎过于年轻气盛，拿着鸡毛当令箭，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恐怕难以收场。但碍于皇帝明发中旨（口谕等同于中旨）的支持，无人敢公开反对。
沈涵对此充耳不闻。他带着几名精挑细选、背景相对干净且精通算学的书办，开始了更为庞杂、细致的数据比对工作。他运用现代数据审计的理念，建立交叉索引，追踪大宗物资的流向，比对不同衙门之间关于同一事项的记录差异。
时间一天天过去，办公房内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
这一日，沈涵的目光停留在几份来自福建布政使司和泉州港的陈旧档案上。一份是数年前关于一批修缮海防墩台的青砖、石灰的调拨记录，另一份是同期泉州港上报的，因“风浪损毁”而沉没的几艘官仓运料船的记录。
单独看，这两份档案毫无关联。但沈涵将时间、物料数量、船只载重等多重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疑点：那几艘声称沉没的运料船，其总载重量，与同期从福州官窑调拨往泉州，却“未及入库便随船沉没”的那批青砖、石灰总量，存在一个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差额。
这个差额本身不大，但沈涵的直觉告诉他，这不合常理。运料船的载重记录通常是毛重，而物料调拨记录是净重，中间理应存在合理损耗的空间，但这个差额却恰好是负数，意味着“沉没”的物料比调拨的少了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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