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之沉默。他想起六年前的那个冬夜，顾颉刚把埋藏孤本的任务交给他时，他的心情——不是恐惧，不是荣耀，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那种感觉，他现在还记得。
“找到这样的人后呢？”
“不要急着交底。”顾颉刚叮嘱，“先观察，再试探，最后考验。就像熬药，火候不到，药性不出；火候过了，药就焦了。”
他顿了顿：“还有，从现在起，你要开始准备后手。把藏匿信息分成几部分，用不同的方式记录，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即使一部分暴露，也不会全盘皆输。”
许慎之深深鞠躬：“学生谨记。”
“好了，下山吧。”顾颉刚摆摆手，“记住，今天这些话，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第三个人，不要知道。”
“是。”
许慎之转身下山。走到竹林边缘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顾颉刚还站在原地，拄杖望山，身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那个瞬间，许慎之忽然明白了——老师不是在教他如何生存，是在教他如何将火种传下去。
火种很微弱，但只要有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传，就永远不会熄灭。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被风吹灭之前，找到下一个持火的人。
辰时，周明远公馆书房。
周明远坐在书桌前，看着那张和顾颉刚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字条。铅笔字潦草而急切：“缮写人已露，速断。”
字条是今天早晨塞进门缝的。他认得这笔迹——老书办吴伯庸，跟了他十五年，从他在上海办报时就跟着，最是可靠。
但吴伯庸昨天请假回老家了，说是老母亲病重。人不在南京，字条却出现在这里。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吴伯庸没走，躲在暗处送信；要么这字条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迹。
无论哪种，都说明情况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有人要用“缮写人”这个线索做文章，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信息。
周明远烧掉字条，灰烬落在铜盆里。他走到窗前，看着院中的那株老梅。梅花已经谢了，嫩绿的新叶正在抽芽。
春天来了，但寒意未消。
门被敲响，仆人通报：“先生，文化课的陈干事来了。”
“请。”
进来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文员，戴金丝眼镜，手里提着公文包。他是影佐办公室派驻文化课的联络员，名义上协助工作，实则是监视。
“周先生，打扰了。”陈干事很客气，“关于三月初十的交流会，有几个细节需要和您确认。”
“请坐。”
两人在茶案前坐下。陈干事取出文件：“首先是嘉宾名单。旭日方这边，除了东京帝大、京都学派的学者，影佐将军还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
他递过名单。周明远接过，目光扫过，停在了最后两个名字上。
第一个：竹内好。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中国文学研究者，以《鲁迅研究》闻名。这个人周明远知道，是日本汉学界的少壮派，学术上确有建树，但政治立场模糊——既批评日本的侵华政策，又认同“大东亚共荣”的理念。
第二个名字，让周明远的手指微微一颤：松本健一。
“松本先生……不是失踪了吗？”他尽量让声音平静。
“已经找到了。”陈干事推了推眼镜，“原来松本先生前段时间身体不适，在苏州静养。现在康复了，正好赶上交流会。”
谎话。周明远心里冷笑。元宵节后松本失踪，各方都在寻找，现在突然“康复”了，还正好赶上交流会？分明是被人藏起来，现在又放出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他面上不动声色，“松本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一向热心。”
“是啊。”陈干事点头，“影佐将军特意交代，松本先生这次会做一个特别发言，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想。希望中方学者能认真聆听，积极互动。”
这是命令。周明远听懂了——影佐要利用松本的回归，在交流会上抛出更激进的文化统合方案，并逼中方学者表态。
“我会转达。”他说。
“另外，”陈干事又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日方学者提交的发言提纲。影佐将军希望中方学者能提前准备回应，尤其是顾颉刚、马寅初两位先生。”
周明远接过，快速浏览。提纲内容果然比预想的更具侵略性，从“中日文化同源”延伸到“命运共同体”，再延伸到“共同的历史使命”。字里行间，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学术包装。
“这些议题……可能需要时间准备。”周明远斟酌用词，“有些学术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时间不多了。”陈干事说，“三月初十，只有十三天了。周先生，您要明白，这次交流会不只关乎学术，更关乎……大局。”
话说得很明白。周明远点头：“我明白。我会安排。”
“那就拜托了。”陈干事起身，“对了，还有件事。文化课最近在整理民间艺人的资料，中华门外那个说书的孙老汉，您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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