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歌舞团的排练厅已近午夜，最后一盏顶灯悬在天花板中央，光穿过空气中浮动的尘粒，在地板上投下一圈暖黄的晕。地板是老松木的，被无数双练功鞋磨出深浅不一的划痕，最靠近把杆的那道，是苏媚去年练点翻时，鞋尖反复蹭出来的——那时她刚进团，每天最晚走，对着镜子纠正动作，直到把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才敢停下来。
此刻她正扶着把杆做控腿，右腿缓缓向后抬起，脚尖绷成一条直线。练功鞋的胶底在木地板上蹭出细响，鞋尖的帆布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的白色棉线，是她用针线补过三次的痕迹。这双鞋陪着她跳完了省舞蹈比赛的《春归》，也陪着她熬过了中央歌舞团复试后的三十个日夜。右腿后侧的肌肉突然抽了一下，是前几天死磕《新生》的旋转动作弄的，当时疼得她蹲在地上冒冷汗，却只歇了十分钟就又站起来——她怕一停，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底气就散了。
“苏媚！楼下传达室有你北京来的快递，邮政的！”值班阿姨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带着点刻意压低的雀跃，尾音还没落地，就被排练厅的回声裹住。苏媚的手猛地从把杆上滑下来，指尖蹭过把杆上的防滑纹，留下一道浅白的印。她手里的舞扇“啪”地砸在地板上，扇面上绣的玉兰花瓣颤了颤，是她前几天特意补绣的——那时她总觉得，多做点什么，运气就能好一点。
她没顾上捡舞扇，赤着脚往楼下跑。练功服的裤脚扫过脚踝，带着排练时的汗味，却没觉得黏腻。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亮了又暗，每一步踩下去，冰凉的瓷砖都透过脚心往上窜，却冲不散胸口的热。跑到三楼转角时，她差点撞在扶手上，手撑住栏杆的瞬间，摸到栏杆上的锈迹——这栏杆她摸了无数次，每次练完舞累得走不动，都是扶着它慢慢下楼，现在却觉得浑身是劲。
传达室的玻璃窗里，值班阿姨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一个米白色的信封。信封右上角印着红色的“中央歌舞团”五个字，宋体端正，像舞台幕布上的烫金标题，在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光。阿姨看见她，笑着把信封举起来，指了指封口的火漆印：“我瞅着这印就喜庆，以前邻居家孩子考大学，录取通知书也盖这玩意儿。”
苏媚隔着玻璃敲了敲，手指尖泛着白，连声音都发颤：“刘姨，能……能帮我递出来吗？”
阿姨推开门，把信封递到她手里：“慢点儿拿，别折着。我看你这阵子魂不守舍的，吃饭都想着这事，现在可算熬出头了。”信封的纸有点厚，指尖能摸到里面硬挺的卡片，她抱着信封，像抱着一团烧得暖的炭火，连指尖都热了。
跑回宿舍时，她的心跳得像要撞开肋骨。宿舍里没开灯，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一缕光，落在书桌上——书桌上摆着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她去年省舞蹈比赛的三等奖证书，金边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旁边压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是她用红笔写的“中央歌舞团”，笔画被反复描过，有些地方都晕开了。
她摸黑找到台灯，拧到最亮，灯光“啪”地照亮桌面。她把信封放在证书旁边，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剪刀——这把剪刀是她刚学跳舞时母亲给买的，用来剪舞蹈服的线头，现在刀刃有点钝，她捏着剪刀，手指抖得厉害，第一次剪封口时，没对准虚线，在信封边缘划了道小口子，像在心上划了一下。
“别急，别急……”她对着自己小声说，深吸一口气，把剪刀重新对准虚线。这次终于剪开了，一张淡蓝色的纸从信封里滑出来，落在桌面上，“中央歌舞团录取通知书”九个字用宋体印在最上方，字的颜色是深靛蓝，下面一行小字写着：“苏媚同志：经专业考核，你已被录取为我团舞蹈演员，请于2012年1月15日前到团部报到。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及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两张。”
苏媚盯着“录取”两个字，看了足足半分钟，才敢伸手去摸。纸页很薄，却像有千斤重，指尖触到“苏媚同志”四个字时，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报到”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淡蓝的痕。她赶紧用指腹擦，怕把字晕花，擦完了又笑，眼泪却掉得更凶——她想起三年前，刚进鼎盛艺术团的那天，林晟在办公室里递给她一件红色的演出服，衣服上的亮片晃得她眼晕，林晟说“以后跟着我，少不了你的好处，艺术团的资源都是你的”。
那时候她还抱着“能跳舞就好”的念头，没多想就接了。第一次陪局是在县招待所的包间，她穿着那件红演出服，坐在角落，手里的玻璃杯盛着果汁，却被领导换成了白酒。领导说“苏小姐舞跳得好，酒肯定也能喝”，她捏着酒杯，指尖能摸到杯壁的冰凉，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最后还是林晟过来打了圆场，说“她还要练舞，我替她喝”。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演出服脱下来扔在沙发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陌生——她来县城是为了跳舞，不是为了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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