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歌舞团的排练厅已近午夜,最后一盏顶灯悬在天花板中央,光穿过空气中浮动的尘粒,在地板上投下一圈暖黄的晕。地板是老松木的,被无数双练功鞋磨出深浅不一的划痕,最靠近把杆的那道,是苏媚去年练点翻时,鞋尖反复蹭出来的——那时她刚进团,每天最晚走,对着镜子纠正动作,直到把膝盖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才敢停下来。
此刻她正扶着把杆做控腿,右腿缓缓向后抬起,脚尖绷成一条直线。练功鞋的胶底在木地板上蹭出细响,鞋尖的帆布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的白色棉线,是她用针线补过三次的痕迹。这双鞋陪着她跳完了省舞蹈比赛的《春归》,也陪着她熬过了中央歌舞团复试后的三十个日夜。右腿后侧的肌肉突然抽了一下,是前几天死磕《新生》的旋转动作弄的,当时疼得她蹲在地上冒冷汗,却只歇了十分钟就又站起来——她怕一停,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底气就散了。
“苏媚!楼下传达室有你北京来的快递,邮政的!”值班阿姨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带着点刻意压低的雀跃,尾音还没落地,就被排练厅的回声裹住。苏媚的手猛地从把杆上滑下来,指尖蹭过把杆上的防滑纹,留下一道浅白的印。她手里的舞扇“啪”地砸在地板上,扇面上绣的玉兰花瓣颤了颤,是她前几天特意补绣的——那时她总觉得,多做点什么,运气就能好一点。
她没顾上捡舞扇,赤着脚往楼下跑。练功服的裤脚扫过脚踝,带着排练时的汗味,却没觉得黏腻。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亮了又暗,每一步踩下去,冰凉的瓷砖都透过脚心往上窜,却冲不散胸口的热。跑到三楼转角时,她差点撞在扶手上,手撑住栏杆的瞬间,摸到栏杆上的锈迹——这栏杆她摸了无数次,每次练完舞累得走不动,都是扶着它慢慢下楼,现在却觉得浑身是劲。
传达室的玻璃窗里,值班阿姨正坐在藤椅上,手里捧着一个米白色的信封。信封右上角印着红色的“中央歌舞团”五个字,宋体端正,像舞台幕布上的烫金标题,在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光。阿姨看见她,笑着把信封举起来,指了指封口的火漆印:“我瞅着这印就喜庆,以前邻居家孩子考大学,录取通知书也盖这玩意儿。”
苏媚隔着玻璃敲了敲,手指尖泛着白,连声音都发颤:“刘姨,能……能帮我递出来吗?”
阿姨推开门,把信封递到她手里:“慢点儿拿,别折着。我看你这阵子魂不守舍的,吃饭都想着这事,现在可算熬出头了。”信封的纸有点厚,指尖能摸到里面硬挺的卡片,她抱着信封,像抱着一团烧得暖的炭火,连指尖都热了。
跑回宿舍时,她的心跳得像要撞开肋骨。宿舍里没开灯,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一缕光,落在书桌上——书桌上摆着一个玻璃相框,里面是她去年省舞蹈比赛的三等奖证书,金边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旁边压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是她用红笔写的“中央歌舞团”,笔画被反复描过,有些地方都晕开了。
她摸黑找到台灯,拧到最亮,灯光“啪”地照亮桌面。她把信封放在证书旁边,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剪刀——这把剪刀是她刚学跳舞时母亲给买的,用来剪舞蹈服的线头,现在刀刃有点钝,她捏着剪刀,手指抖得厉害,第一次剪封口时,没对准虚线,在信封边缘划了道小口子,像在心上划了一下。
“别急,别急……”她对着自己小声说,深吸一口气,把剪刀重新对准虚线。这次终于剪开了,一张淡蓝色的纸从信封里滑出来,落在桌面上,“中央歌舞团录取通知书”九个字用宋体印在最上方,字的颜色是深靛蓝,下面一行小字写着:“苏媚同志:经专业考核,你已被录取为我团舞蹈演员,请于2012年1月15日前到团部报到。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及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两张。”
苏媚盯着“录取”两个字,看了足足半分钟,才敢伸手去摸。纸页很薄,却像有千斤重,指尖触到“苏媚同志”四个字时,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报到”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淡蓝的痕。她赶紧用指腹擦,怕把字晕花,擦完了又笑,眼泪却掉得更凶——她想起三年前,刚进鼎盛艺术团的那天,林晟在办公室里递给她一件红色的演出服,衣服上的亮片晃得她眼晕,林晟说“以后跟着我,少不了你的好处,艺术团的资源都是你的”。
那时候她还抱着“能跳舞就好”的念头,没多想就接了。第一次陪局是在县招待所的包间,她穿着那件红演出服,坐在角落,手里的玻璃杯盛着果汁,却被领导换成了白酒。领导说“苏小姐舞跳得好,酒肯定也能喝”,她捏着酒杯,指尖能摸到杯壁的冰凉,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最后还是林晟过来打了圆场,说“她还要练舞,我替她喝”。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把演出服脱下来扔在沙发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陌生——她来县城是为了跳舞,不是为了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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