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如同强劲的东风，驱散了笼罩在中央苏区上空的阴霾。苏区范围空前扩大，红军声威大震。然而，硝烟散去，留下的不仅是胜利的喜悦，更有对未来的深沉思考。无论是中革军委的高级将领，还是林峰这样的军级指挥员，都清醒地认识到，胜利固然可喜，但红军在战斗中暴露出的问题——各部协同仍有缝隙，后勤补给时感掣肘，尤其是面对敌人日益完善的堡垒和封锁战术时，攻坚与破袭手段仍显不足——必须利用这宝贵的间隙，着力解决。
八月下旬，一份来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革军委的联合命令，标志着红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未来大兵团作战需要，决定对主力红军进行统一整编，组建军团一级的作战单位。
命令宣布：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任命：
林峰为红二军团 参谋长！
原红五军军长职务由赵永贵接任，仍兼军团副参谋长。原红五军政委由中央派来的资深政工干部王平章接任。周克明调任军团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陈石头、张虎等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干部，也均在军团或下属各军中担任要职。
这道命令，将林峰推上了一个更广阔的战略指挥平台。军团参谋长，不仅要精通战术，更需具备战略眼光和协调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这既是对他过往功绩与能力的肯定，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瑞金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林峰从朱德总司令手中接过任命状，心情沉重而激动。他知道，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再仅仅负责一军之事，而是要协助军团首长（贺龙任总指挥，恽代英任政委）统筹三个军、数万人的作战、训练和建设。
红二军团的成立，并非简单的番号叠加。其下属的红五、红八、红十六军，此前分属不同活动区域，作战风格、干部构成、传统习惯各有差异。如何将这三支英雄部队有效整合，形成统一的战斗意志和作战体系，是摆在林峰面前的首要难题。
在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恽代英的支持下，林峰主导制定了详尽的整训计划：
1. 统一编制与条令：规范军团下属各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大纲，强调步炮协同、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的标准化。林峰利用其系统“后勤评估”功能（随着他职位提升，该功能似乎能覆盖更广的范围，对军团级物资的宏观评估误差进一步缩小），为制定更合理的物资配给和储备计划提供了数据支持。
2. 深化干部交流：将原红五军与红八军、红十六军的团、营级干部进行更大范围的对调交流。此举旨在打破固有的“山头”意识，促进不同部队优秀经验和作风的融合。过程中难免有阻力，但在林峰和军团政治部的强力推动下，得以坚决执行。他发现，这种大规模的组织整合，虽然不直接产生激烈的“斗争能量”，却能带来一种更加厚重、稳固的“组织凝聚力”，这种力量同样能被系统缓慢吸收，促进其底层架构的进一步修复。
3. 针对性强化训练：针对敌人堡垒战术，林峰特别强调了攻坚、爆破、土工作业和近迫作业的训练。他亲自组织参谋人员研究总结反“围剿”中的经验教训，编写训练教材，并督促各军建立专门的工兵分队和爆破队。他甚至尝试利用“战场态势感知”的直觉，在模拟攻坚演练中，帮助部队寻找“假设敌”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虽然范围有限，但往往能起到启发思路的作用。
4. 建立军团直属技术分队：整合各军原有的技术力量，组建了军团直属的炮兵营（集中使用缴获的山炮、迫击炮）、工兵营、通信营和侦察大队。林峰深知，未来的战争，技术兵种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职位的变化，也带来了视角的转换。作为军团参谋长，林峰需要参与更高层次的战略决策会议，接触更全面的敌我态势情报，思考范围也从单纯的军事领域，扩展到与政治、经济、民生的联动。他开始更频繁地前往瑞金，参加中革军委的作战会议，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直接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他脑海中那与“信念能量”紧密相连的系统，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仅仅对战场上的胜负和部队的士气产生反应，开始对更宏观的“战略态势”、“民心向背”、“政策效果”产生极其模糊的感应。例如，当苏区某项土地政策深得民心，群众生产热情高涨时，他能感到一种温和的、弥漫性的能量汇聚；而当敌人内部矛盾加剧，其统治区民生凋敝时，他也能隐约察觉到一种代表“敌方衰败”的、性质迥异的能量波动，虽然极其微弱，且系统似乎无法直接吸收利用。
这种变化让林峰意识到，这残破的系统，其潜力可能远超他之前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个战术辅助工具，更可能是一个与“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种宏大概念存在某种关联的奇异造物。只是目前损坏严重，功能受限，无法真正展现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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