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个月后，徐知微的伤势稳定，可以下床缓慢行走了。我们决定离开教会医院，前往重庆。
离开的那天，天气阴冷。徐知微用我们仅剩的一点钱，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她小心地把我抱上马车，安置在铺着干草的车厢里，然后自己也坐了进来。她的动作还有些僵硬，显然肩上的伤并未完全痊愈。
马车颠簸着上路，驶离了这处暂时的避难所。
车厢里空间狭小，我们不可避免地靠得很近。她的体温，她身上淡淡的药味，混合着马车里干草和尘土的气息，萦绕在我周围。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更多逃难的人群，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眼神麻木。战争的创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徐知微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望着窗外飞逝的、萧索的景色，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忧色。我知道，她不仅在担忧我们渺茫的未来，更在担忧这片满目疮痍的国土。
她骨子里，并非一个全然冷血的逐利者。这一点，我早该知道。只是曾经的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因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几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战时的重庆。
这座山城，笼罩在潮湿的雾气里，街道狭窄而陡峭，挤满了从各地涌来的难民和政府机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忙碌而又带着些许畸形繁荣的气息。
徐知微果然找到了一处落脚点，是她在上海时结识的一位故交提供的，位于半山腰的一处简陋公寓。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兼做厨房的小客厅，但对于我们两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庇护所。
安顿下来的过程依旧艰难。徐知微肩伤未愈，很多重活做不了。而我，行动不便，能做的事情有限。我们不得不学着协作，笨拙地共同撑起这个小小的、临时的“家”。
她负责与外界打交道，采购食物和必需品，我用所能及的方式整理内务，或者坐在窗边，帮她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书——她似乎试图重新建立起一些信息渠道，这是她赖以生存的本能。
日子在忙碌和窘迫中一天天过去。重庆的物价高得惊人，我们带来的那点钱很快捉襟见肘。徐知微开始尝试做一些小生意，利用她过去的人脉和精明的头脑，倒卖一些紧俏的物资。过程并不顺利，时常碰壁，有时还会遇到地痞流氓的刁难。
每次她疲惫地回到家里，身上带着外面的风尘和挫败，我都会默默地递上一杯热水。我们依旧很少交谈，但一种无声的默契，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存的压力下，慢慢滋生。
（十八）
一天晚上，重庆遭到了日军猛烈的空袭。
凄厉的防空警报划破夜空，紧接着是敌机轰鸣的引擎声和炸弹落下的尖锐呼啸。爆炸声地动山摇，仿佛整座山城都在颤抖。
我们所在的公寓虽然不在核心轰炸区，但也能感受到那毁灭性的力量。窗户玻璃被震得嗡嗡作响，灰尘簌簌落下。
黑暗里，我和徐知微紧紧靠在一起，躲在房间里相对坚固的角落。外面是火光冲天，哭喊声四起。
恐惧，熟悉的，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再次攫住了我们。
在又一声近在咫尺的剧烈爆炸响起时，徐知微猛地伸出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心冰凉，带着薄茧，还有些微的颤抖，但握得极其用力，仿佛要将彼此的手骨捏碎。
我没有挣脱。
反而，我也用力回握了她。
我们的手在黑暗中死死交握，像两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爆炸的火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短暂地照亮她近在咫尺的脸，那双总是藏着太多秘密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最原始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
还有，映照在我眼中的，同样的我。
那一刻，南京那个带着血腥味的吻，那个在废墟中互相确认的瞬间，仿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再次清晰地回响在我们之间。
恨与爱的界限，在生死边缘，变得如此模糊，如此不堪一击。
空袭结束后，四周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只有远处燃烧的噼啪声和隐隐的哭声传来。
我们依旧握着手，谁都没有先松开。
黑暗中，我听到她极轻极轻地说，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沙哑：“林未，我们……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不到上海那个只有恨意缠绕的牢笼，也回不到最初相识时，那份纯粹的心意相通。
我们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撞得头破血流，在彼此的恨意与依存中，扭曲地生长在了一起。
我没有回答。
只是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十九）
空袭后的第二天，徐知微发起了高烧。
或许是昨晚的惊吓，或许是连日来的奔波劳累，也或许是肩上的旧伤在潮湿的天气里复发。她蜷缩在床上，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意识模糊。
我摇着轮椅，笨拙地给她用冷毛巾敷额头，喂她喝水，心急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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