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是‘以人为本’的核心逻辑。”教授补充道，“规划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人员‘能落户、落得下、过得好’。东部城市优化积分落户，中西部城市放宽落户限制，卫星城推进户籍互通，都是为了释放人口红利。心理学研究表明，稳定的居住环境和均等的公共服务，能极大激发人的创造力，这也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吴劫结合自身经历提问：“教授，我在做区域产业咨询，发现有些城市明明拿到了政策支持，却没能抓住机遇。这背后是不是因为城市定位和产业选择不匹配？”
“完全正确！”教授赞许道，“这就是《易经》‘履卦’讲的‘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城市发展要走符合自身定位的道路，不能盲目跟风。比如有的中西部城市，明明没有研发基础，却硬要搞高端芯片研发，结果资源浪费；而有的卫星城，放弃配套优势去搞完整产业链，最终得不偿失。”
“政策是‘外力’，城市的比较优势是‘内力’，只有内外结合才能见效。”教授强调，“东部城市的内力是创新资源，所以承接高端政策；中西部城市的内力是成本和区位，所以承接产业转移和枢纽建设政策；卫星城的内力是区位 proximity，所以承接协同配套政策。哲学里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城市发展也不例外。”
“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该怎么根据城市定位，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叶寒追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核心原则是‘能力与城市需求同频’。”教授总结道，“先给大家分三类城市具体说：”
“如果你在东部领跑型城市，比如深圳、上海，需要具备‘创新能力+跨界思维’。”教授说道，“这类城市缺的是高端研发人才、新兴产业运营人才。学生可以选择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专业；职场人要主动学习前沿技术，比如低空经济的运营管理、跨境创新合作的商务知识。就像心理学‘需求决定价值’，你的能力越契合城市的高端需求，价值就越高。”
“如果在中西部核心型城市，比如合肥、成都，要具备‘专业技能+适配能力’。”教授继续说，“这类城市需要的是先进制造人才、产业配套人才和公共服务人才。比如合肥的量子制造需要精密仪器操作人才，成都的低空经济农林应用需要无人机操控人才。普通人可以学习智能制造技术、物流管理等技能，既能对接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也能抓住新兴产业的风口。”
“如果在都市圈卫星城，比如昆山、廊坊，要具备‘协同能力+服务能力’。”教授补充道，“这类城市需要的是产业配套服务人才、公共服务人才。比如对接核心城市的研发成果，需要中试服务人才；承接人口集聚，需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人才。大家可以聚焦这些领域，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在都市圈协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秦易补充道：“教授，这是不是也符合《易经》‘顺势而为’的智慧？城市发展是‘势’，个人能力是‘力’，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比如在深圳搞高端制造，在合肥搞精密制造，在昆山搞配套服务，都是顺势而为。”
“非常准确！”教授点头，“而且还要有‘动态调整’的思维。城市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合肥从过去的普通省会，成长为中西部核心型城市，再到现在的新兴产业高地，定位在不断升级。这就要求我们普通人也要保持学习能力，根据城市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结构。哲学里说‘运动是绝对的’，个人成长也要跟上城市发展的节奏。”
“教授，我还有个疑问。”蒋尘说道，“有些城市虽然定位明确，但存在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这会影响红利释放吗？我们该怎么应对？”
“会有影响，但这也是‘十五五’要破解的重点。”教授回应道，“规划明确要突破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推进区域间规划统筹、利益共享。对普通人来说，不用纠结于城市的短期短板，而是要看到长期趋势。就像心理学‘延迟满足’原理，城市发展需要过程，个人成长也需要耐心。你提前布局，提升了适配的核心能力，等政策落地、短板补齐，你就是最先抓住红利的人。”
“而且，短板往往也是机遇。”教授补充道，“比如有些中西部城市的物流设施不完善，这就给物流相关产业和人才带来了机会；有些卫星城的公共服务不足，教育、医疗人才就会成为稀缺资源。《易经》‘穷则变，变则通’，城市的短板，正是个人发挥价值、实现成长的突破口。”
周游分享道：“教授，我身边有个朋友，在杭州周边的卫星城做跨境电商配套服务，因为杭州的跨境电商产业发达，他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这是不是就是利用了都市圈的协同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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