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的策略已然确定，对侯卫东境外资产的追击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实操阶段。这不再仅仅是国内专案组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需要调动国家外交、司法、金融等多种力量，与不同法律体系、文化背景和利益考量进行复杂博弈的国际合作。这场合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将腐败分子窃取的巨额国民财富追回，扞卫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法律尊严。
在“境外追踪指挥室”紧张准备风险提示材料的同时，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已经在京城悄然启动。一份以“909”专案组核心证据为基础的、措辞严谨且极具分量的《关于请求就侯卫东等人涉嫌跨境洗钱案提供司法协助的函》，由公安部、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联合签章，通过外交信使渠道，火速送达了涉及此案的几个关键国家的中央机关——包括卢森堡的司法部、瑞士的联邦司法和警察部，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金融监管机构。
这份函件，不再仅仅是“风险提示”，而是正式启动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它详细列明了侯卫东、魏长明等人的身份职务、涉嫌罪名（贪污、受贿、洗钱），附上了经过公证和翻译的关键证据链摘要，包括：
· 观测站秘密通道与资金外流的关联分析。
· 胡三强、刘明维等人指证侯卫东、魏长明收受巨额贿赂并指示资金出境的口供笔录节选。
· 周斌、吴天宝等人记录的、标注有“言侯”、“魏份额”的资金分配记录。
· 最为关键的，是那条经过艰难溯源、指向卢森堡“阿尔卑斯守护者信托”下“YH-Protector”计划的资金流向图，以及证明该信托实际控制人与侯卫东亲属关联的初步证据。
函件明确提出协助请求：一是查询并冻结涉案的离岸公司、信托计划及银行账户；二是提供相关账户的完整交易记录、信托文件及受益人信息；三是在必要时，协助追缴和返还被转移的犯罪资产。
几乎在同一时间，由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法部司法协助交流中心组成的精干团队，也开始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法律参赞进行密切接触。会晤地点往往选择在庄重而不显眼的会议室，气氛严肃而专业。
在瑞士驻华使馆的一间会议室内，中方代表，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正用流利的英语向瑞方参赞阐述案情。 “……尊敬的参赞先生，此案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恶劣，严重侵害了我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侯卫东等人利用其高级官员身份，系统性、有组织地将腐败所得转移至贵国金融机构。我们理解并尊重贵国的法律程序和金融保密原则，但打击犯罪、追缴赃款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恳请贵国司法机关能够基于双方已有的司法协助条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对此案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启动审查程序，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防止资产转移……”
瑞方参赞认真聆听着，不时记录，脸上带着职业化的谨慎表情。“大使先生，我们收到了贵方的正式请求，会严格按照国内法律程序和国际义务进行处理。但您也清楚，瑞士的法律程序要求极高的证据标准，并且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核实贵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
这样的对话，同样在卢森堡、新加坡等国驻华机构内进行着。中方代表需要以充分的法理依据、扎实的证据基础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尽力说服对方，争取最快、最有力的配合。这是一场外交智慧与耐心的考验。
而在“境外追踪指挥室”，陈涛团队则在进行着另一条线的“非正式”沟通。他们通过长期建立的国际警务合作渠道、以及一些可信赖的国际反洗钱组织网络，将那份精心准备的风险提示材料，递送到了卢森堡和瑞士相关金融机构的高层风险合规官（Compliance Officer）以及金融情报机构（FIU）的案头。
这份材料，更侧重于从商业风险和声誉风险的角度切入。它清晰地指出，“YH-Protector”信托的资金来源高度可疑，与一个被中国官方正式立案调查、涉及高层腐败和巨额资金外流的刑事案件存在明确关联。暗示继续为该信托提供服务，可能导致该机构面临来自中国政府的法律诉讼、巨额罚款，以及严重的声誉损害，甚至可能被列入反洗钱监管的黑名单。
“我们必须让他们意识到，这笔资产是‘有毒’的，”陈涛对团队成员强调，“帮助他们算清一笔账：是冒着巨大风险维护一个可能瞬间蒸发且带来无尽麻烦的账户，还是主动切割，展现其合规的严谨性和国际合作的诚意？”
这种“非正式”渠道的沟通，往往比正式的司法程序更为迅速和灵活。它利用了国际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天然厌恶和对其全球声誉的珍视。
时间在焦灼的等待中流逝。指挥室内，所有人都紧盯着通讯终端和加密邮箱，等待着来自不同渠道的反馈。每一封新邮件的提示音，每一次加密电话的响起，都会让所有人的心提到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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