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他留级的第三个年头。
一年级耗了两年，二年级又耗了两年，
如今在三年级，班里最小的孩子才九岁，奶声奶气地喊他“四十哥”，最大的也不过比他小两岁，却敢仗着个子小、人机灵，公然抢他手里那半个掺了麸皮的窝头。
他也从不恼，只是咧开嘴，露出两颗豁了口的门牙，嘿嘿地傻笑，仿佛那窝头本就不是他的。
这四个从穿开裆裤起就在泥地里打滚、在芦苇荡里疯跑的伙伴，如今像被一阵无情的狂风卷起的蒲公英种子，各自飘零，散落在不同年级的荒芜角落里。
命运的筛子，已开始无声地筛分着他们脚下的尘土。
姬忠年能堂而皇之地坐在初中教室里，全仗着他爹是个老党员。
那年春天，上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风声刚吹到村头，这个普通的老党员就揣着两个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得晃眼的白面馒头，踏进了校长那间同样家徒四壁的办公室。
“我家忠年嘛，”这老党员喷着劣质烟草的烟雾，眯缝着眼，“迟早是要回队里挣工分、顶门立户的。
这学，多读两年少读两年，横竖都是个混。
不如让他早点混个初中文凭，面子上也光鲜些不是？”
校长望着眼前这个连自己名字“姬忠年”三个字都写得歪七扭八、缺笔少画的少年，再看看那两个散发着麦香的馒头，喉咙里艰难地滚动了一下，最终只是沉沉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那叹息声里，裹着河西教育无声的溃败。
姬忠年对初中课堂里的一切都提不起半分兴趣。
老师唾沫横飞地讲“农业基础”，说什么选种、深耕、合理施肥，他在底下把嘴撇得像破瓢：“净整这些没用的！
不如我爹实在，撒把种子，老天爷开眼，等着收就得了！”
老师满怀激情地讲述“革命历史”，他干脆就数着从屋顶茅草缝隙里漏下来的光斑，一个，两个……数着数着，眼皮就沉重地粘在一起，口水濡湿了崭新的课本。
他唯一上心的是每天放学必经之路——大队部山墙上的工分公示板。
他总要凑过去，踮着脚，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里费力地搜寻自己的。
“姬忠年，割草，三分”，“姬忠年，喂牛，三分”——
这几个工整的墨字，像带着魔力，瞬间就能点亮他浑浊的眼睛。
这实实在在的“三分”，比课本上任何一行印刷体的真理都让他觉得踏实、温暖，那是能换回实实在在馒头的“三分”。
“念书？念书有啥用？” 一个闷热的午后，在浑浊的南三河岸边，姬忠年一边狠狠啃着手里粗糙得硌牙的玉米饼子，一边斜睨着旁边看书的姬永海。
饼子的碎屑沾了他一嘴角。
“你看村西头的刁屠夫，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人家用上学吗？
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案板上的肥肉油光锃亮！
家里的油罐子，啥时候空过？”
他说这话时，眼睛贼亮，像淬了油的刀子，闪烁着一种原始的、对油腥的贪婪。
“等我长大了，就干这个！一刀下去，白花花、颤巍巍的肥膘往锅里一扔，‘滋啦’一声，那香味儿……啧啧，不比跟这些弯弯绕绕的算术题较劲强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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