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的香港，中环的晨雾里裹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焦灼。和记黄埔总部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落地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上，货轮正拖着长长的水线缓缓靠岸，林英指尖夹着的雪茄燃到半截，烟灰落在摊开的《信报》上——头版“中英官员下月北京会晤”的标题旁，被他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小字：“英资财团近期频繁接触公用事业公司股东”。
“林生，港灯总部那边刚传来消息，怡和的凯瑟克今早带着置地的人，跟港灯的三个小股东密谈了两个小时，离场时手里攥着文件袋，看神情像是谈成了什么。”首席助理陈默推门进来，西装袖口沾着点雨水，手里的股权变动报表还带着油墨味，“港灯股价开盘后就往上冲，从7.2港元涨到7.5港元，怡和系的券商在暗中吃货，已经吞了1.2%的流通股。”
林英把雪茄摁进水晶烟灰缸，火星溅起时，他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港灯股权结构图——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总股本10亿股，汇丰持股28%为第一大股东，他去年收购的20%稳稳坐住第二把交椅，剩下的52%分散在几十家机构和散户手里。如今怡和突然动手，显然是冲着港灯的控制权来的。
港灯可不是普通的公用事业公司——全香港岛、九龙半岛70%的电力供应都攥在它手里，哪怕经济波动，电费也一分不少收，每年净利润稳定在2.8亿港元以上，是香港商界人人眼热的“现金牛”。怡和这时候抢港灯，怕不只是贪这稳定收益，更带着中英谈判前“攥紧核心资产”的心思。
“凯瑟克没透底收购价？”林英伸手接过报表，指尖划过“张启棠、李兆基、郑裕彤”三个名字——这三个华资小股东各持港灯1.5%股份，是怡和这次主攻的目标。
“没明说，但圈子里传，怡和愿意出8港元/股，比现价高6.7%。”陈默声音压得低，“还有个更棘手的，长江实业的李先生昨天去了怡和大厦，跟凯瑟克关起门聊了一个半小时，走的时候两人还握了手——怕是要联手。”
林英指尖在报表上顿了顿。自从1977年被他截胡和记黄埔，李首富这一年多闷头在新界拿地，靠着几宗地产项目把身家拉回12亿港元，但始终没摸到香港商界的“核心圈”。这次跟怡和联手抢港灯，分明是想借英资的力，从他手里咬块肉下来。
“备车，去港灯总部。”林英起身抓起西装外套，袖口的百达翡丽金表是关之琳上个月送他的生日礼物，表盘上的日历还停留在昨天——这几天忙着和记黄埔港口的扩建项目，连日期都忘了调。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让财务总监把港灯近三年的现金流报表送过来，再联系汇丰的沈弼主席，说我中午想请他喝杯茶。”
陈默刚应下，办公室的内线电话就响了，是家里的号码。林英接起，听筒里立刻传来关之琳温软的声音：“林英，你昨晚没回来睡，天佑哭着找爸爸呢，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乖，下午我尽量赶回去陪他玩火车。”林英声音放柔，想起儿子抱着小火车追在他身后喊“爸爸”的模样，嘴角忍不住勾了勾，“你让佣人把我书房里的那本《香港电力发展史》找出来，我晚上要看。”
挂了电话，陈默在旁边笑着说：“林太现在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小少爷也养得白白胖胖，上次股东大会见，还会喊‘陈叔叔’了。”
林英笑了笑。1978年3月关之琳订婚后，就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家里，偶尔还会跟着他去公司学看报表，上次青英水泥的分红方案，她还提醒过“要多考虑小股东的情绪”，倒是比一些老臣子还细心。
车驶出和记黄埔大厦，中环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路边报摊的老伯举着报纸喊：“看报啦！中英谈判要谈香港前途啦！怡和要抢港灯啦！”林英扫了眼车窗外来往的人群，穿西装的商人脚步匆匆，手里的报纸都翻到财经版——中英谈判的风声，已经让香港商界慌了神。
港灯总部在湾仔，是一栋1920年代的红砖建筑，门口的铜制门牌被雨水冲刷得发亮。林英刚下车，港灯总经理钟景明就快步迎上来，脸色发白：“林生，您可来了！怡和的人刚走，留下话说明天就发要约收购公告，要把持股比例提到30%！”
两人走进会议室，几个港灯的华资董事已经在等着，个个愁眉苦脸。持股1.5%的张启棠拍着桌子：“凯瑟克太欺负人了！说什么‘英资更懂公用事业运营’，分明是想把咱们华人的产业吞了！林生，您可得帮我们顶住！”
林英坐在主位上，手指敲了敲桌面：“钟总，港灯现在的股东里，还有多少能争取的华资散户？怡和接触的那三个小股东，态度怎么样？”
钟景明赶紧翻文件：“散户手里大概有15%的股份，大多是老人和中产，看重稳定分红；张启棠他们三个，刚才跟我打电话，说怡和给的价很诱人，但没立刻答应，想等您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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