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三年的春天，来得迟了些。汴河两岸的柳树刚抽出些许嫩芽，料峭的寒风中，还裹挟着去冬的肃杀之气。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诏令，如同这阵寒风，在经历了初期的雷霆万钧之后，其触角伸向帝国各个角落时，开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东京汴梁、西京洛阳这样的天子脚下，以及大名府等核心重镇，政策的执行堪称雷厉风行。汴梁城内，皇城司的逻卒日夜巡逻，昔日香火鼎盛的无额寺庙早已山门紧闭，封条上的官印赫然在目。偶尔有虔诚的老妪偷偷在废寺外墙下摆上一碟瓜果，点燃一炷香，也很快会被驱散。官府衙役挨家挨户核查，确保民间铜器佛像已如数上缴，若有隐匿，一经告发，立拘锁拿。在这里，皇帝的意志如同汴京城的城墙一样，坚不可摧，不容置疑。僧侣们要么持有度牒，迁往有敕额的官方大寺，接受更严格的管理；要么还俗归家，别无他路。
然而，天高皇帝远。在距离汴京千里之外的秦岭深处，或是河东、河北的一些偏远州县，情况则大不相同。
张老汉，如今又变回了张栓柱，离开清凉寺后，他无处可去，老家的破屋和田地早已荒芜。他跟着几个同样还俗的僧人，成了流民，一路向西，漫无目的地逃亡，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活命的角落。他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沿途可见许多被废弃的寺庙，断壁残垣，佛像倾颓，一派凄凉景象。
这日，他们逃入秦岭腹地的一个小山坳。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竟隐约传来钟声和诵经声。循声而去，密林深处，竟藏着一座小小的寺庙，虽然简陋，却仍有香火。一个中年僧人正在扫地，见到他们这群不速之客，先是一惊，随即露出怜悯之色。
“师父，行行好，给口吃的吧。”张栓柱等人跪倒在地。
那僧人叹了口气，将他们引入寺内，拿出些粗粮饼子。“吃吧，看你们样子，也是遭了‘法难’的同道。”
“师父，您这寺……”一个同行的还俗者疑惑地问，言下之意是，这寺为何还能存在？
僧人苦笑一下，压低了声音：“此地山高林密，州县官差一年也难得来一次。俺这寺，本就是先师结庐修行之所，哪有什么敕额。全仗着山下几户猎户和山民供养，彼此相依为命。官府文书？只当是山外的事了。”他指了指身后大殿中一尊显然新近用泥巴糊过的塑像，“听说外面在毁铜像，俺们这尊木胎的，便用泥遮了，权当山神土地拜着。”
张栓柱等人听得目瞪口呆。原来，在这权力的缝隙处，仍有佛法的星星之火在顽强地延续。一些僧侣选择了如同这位扫地僧一样的道路，隐匿山林，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宗教活动。更有一些胆大的，则想方设法，南渡长江，逃往相对崇佛的南唐、吴越、后蜀等国，寻求庇护。乱世中的疆界，并未能完全阻隔信仰的流动。
地方官员的态度也千差万别。有的官员，如郑州刺史，为了政绩，或本身对佛教无甚好感，执行起来不遗余力，甚至层层加码，以求在上司面前表现。而另一些官员，或是自身笃信佛教，或是担心操之过急引发民变，便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靠近淮南前线的某个县城，县令姓王，是个年近五旬的老进士，平日里也读些佛经。接到朝廷严旨后，他愁眉不展。师爷在一旁献策：“东翁，上头催得紧，不做做样子是不行的。城东那座大云寺，香火盛，目标大，怕是保不住了。但城外山里几处小庵堂，平日也安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真要逼反了山民或逃僧，与南唐勾结起来，这干系可就大了。”
王县令沉吟良久，最终叹了口气：“罢了，就依你之言。大云寺按律废黜，僧尼遣散。至于山野小寺……且缓一缓，待风头过去再说。上报文书上，便说已悉数清理，境内已无非法寺院。”这种敷衍塞责，在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并非个例。
抵抗也并非没有。在河北沧州，就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地一座名为“铁佛寺”的寺庙，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而得名（铁像不在收缴之列，但寺无敕额，亦在废除之列）。官府前来废寺时，寺中一位武艺高强的僧人名唤法净，竟带领一批虔诚信徒，手持棍棒，与官差对峙。
法净和尚站在山门前，怒目圆睁，声如洪钟：“此寺乃百年古刹，庇佑一方百姓！尔等鹰犬，安敢毁佛灭法，就不怕遭报应吗？！”信徒们群情激愤，高呼佛号，场面一度失控。最终，还是州府调来了军队，才将这场骚乱镇压下去，法净和尚被枷锁带走，下落不明。此类事件虽属个别，却如同水面下的暗礁，警示着政策推行过程中潜藏的风险。
张栓柱最终没有留在那个深山小寺。他觉得自己六根不净，也受不了山中的清苦。他谢过僧人，继续流浪，心中一片茫然。他亲眼所见，皇帝的诏令如同阳光，有的地方被照得一片通明，无可遁形；有的地方，却如同这秦岭的深谷，阳光被茂密的林木切割得支离破碎，留下大片的阴影。这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帝国的版图上，描绘出的并非一幅整齐划一的画卷，而是一幅充满了明暗对比、甚至有些模糊的图景。政策的铁拳，在触及现实这块砧板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软硬不同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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