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总医院的病理科，藏在住院部大楼背后一栋独立的、墙皮有些剥落的旧楼里。终年不见阳光，空气里漂浮着福尔马林和某种组织固定液的刺鼻气味，浓得化不开，仿佛给舌头蒙上了一层永久的、苦涩的薄膜。
实习生姜宁跟在带教老师孙振海身后，第一次踏进人体解剖实验室时，胃里就忍不住一阵翻滚。实验室很大，光线被厚重的窗帘过滤得有些阴郁，照着一排排不锈钢操作台，台面上固定着深色的排水槽和出水口。靠墙立着一排巨大的、如同金属书柜般的遗体冷藏柜，柜门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泛着幽冷的金属光泽。最让她心里发毛的，是房间角落里那个几乎占据整面墙的、厚重的、用于存放教学用遗体的不锈钢池子，里面浸泡着泛黄的组织标本，散发出更浓郁的、令人窒息的化学药剂味道。
孙振海，五十多岁，身材干瘦，背微微佝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大褂，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浑浊，看人的时候总像是隔着一层雾。他在病理科干了快三十年，是院里资历最老的技术员之一，也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
“这是姜宁，新来的实习生，以后跟你。”科主任简单交代了一句，便匆匆离开了，仿佛多待一秒都难以忍受这里的空气。
孙振海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姜宁一眼，嗯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他指了指靠门的一个空着的储物柜，“你的。白大褂，手套，口罩，在里面。”声音沙哑，没什么起伏。
接下来的几天，姜宁就像个影子一样跟在孙振海身后，学习如何接收、核对、登记送检的病理标本——那些从手术室或病房送来的、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组织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带着生命的余烬和疾病的烙印。孙振海动作慢条斯理，却异常精准，每一个步骤都像是刻在肌肉记忆里。他很少讲解，姜宁只能瞪大了眼睛看，努力记住每一个细节。
实验室里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们两个人，安静得可怕，只有通风柜低沉的轰鸣和偶尔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姜宁注意到，孙振海似乎有个奇怪的习惯。每次工作结束，准备锁门离开时，他都会走到那排巨大的遗体冷藏柜前，不是全部，而是最靠里、看起来最旧的那几个柜子前，停留片刻。他不说话，也不做什么特别的举动，只是站在那里，目光扫过那几个紧闭的柜门，眼神里会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姜宁看不懂的情绪，像是……确认？或者说，是一种无声的告诫？
有一次，姜宁鼓起勇气，指着那几个柜子问：“孙老师，那几个柜子……是放什么的？好像很少见您打开。”
孙振海正在清洗器械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过了好几秒，才用他那沙哑的嗓子，没什么波澜地说：“一些老标本，教学用的。年头久了，不稳定，没事别动。”
他的语气平淡，但姜宁却敏锐地捕捉到，在说到“不稳定”三个字时，他握着刷子的手指，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下。
这含糊的回答非但没有打消姜宁的疑虑，反而让她心里那点不安像水底的暗草一样，悄然滋生。教学标本？为什么单独强调“不稳定”？而且，她隐约记得科里流传的、关于孙振海的一些零碎闲话，似乎就和多年前的一起“意外”有关，好像……就发生在这间实验室里？具体是什么，没人说得清，老员工们都讳莫如深。
这天下午，送来了一个急诊手术切下的肿瘤标本，需要尽快处理。等姜宁和孙振海完成固定、脱水、包埋等一系列繁琐的步骤，窗外天色已经彻底黑透。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起来，敲打着窗户，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更衬得实验室里死寂一片。
“今天晚了，你先回去吧。”孙振海摘下沾满试剂的手套，对姜宁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我把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做完。”
姜宁如蒙大赦，她早就被这里的空气和寂静压得喘不过气。她飞快地脱下白大褂，收拾好东西：“孙老师，那您也早点回去。”
孙振海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走向水槽，开始清洗那些刚刚用过的玻璃器皿。
姜宁推开实验室厚重的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灯光比实验室里还要昏暗，长长的通道尽头隐没在黑暗中。外面的雨声透过墙壁隐隐传来，带着一种空旷的回响。
她快步走向楼梯间，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突兀。就在她即将走到楼梯口时，身后实验室的方向，隐约传来了一声极其沉闷的——
“咚。”
声音很轻，隔着门和一段距离，几乎被雨声掩盖。
姜宁的脚步猛地一顿，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回头，望向实验室那扇紧闭的、刷着绿漆的木门。
是孙老师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
她站在原地，侧耳倾听了几秒。雨声依旧，再没有其他声响。
也许是自己听错了。她摇了摇头，继续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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