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以雷霆之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遣卫霍之师北击匈奴,封狼居胥,功业震古烁今。然其刚猛酷烈,穷兵黩武,亦使文景积蓄耗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生凋敝。至其晚年,轮台罪己,思富养民,然汉室气运之赤龙,经此极盛而衰,已显疲态,龙鳞间缠绕的血煞业力与民生怨气几乎凝成实质。帝国亟需休养生息,重归平静。历史进入了昭宣中兴的缓和时期,然思想界的巨变却未停止,反因武帝的“定于一尊”而加速发酵,并引动了洪荒高层更深的布局与关注。
未央宫,宣室殿。
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冤死后,幼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政。昭帝年幼,霍光秉政,力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之策,轻徭薄赋,百姓稍安。
然昭帝早夭,无嗣。霍光迎立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幼遭变故,长于民间,知百姓疾苦,吏治得失。其即位后,一方面“循武帝故事”,强调“霸王道杂之”,既尊儒术,亦重法治,吏治为之一清;另一方面,继续休养生息,减免租赋,赈济贫民,使汉室国力得到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宣帝周身气运,较之武帝的霸烈炽金,更显中正平和,赤龙之气得以喘息滋养,然其内核深处,仍保留着刘氏皇族特有的刚毅果决。其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此言深刻揭示了汉代政治“外儒内法”的实质。
然,独尊儒术的国策,经武帝确立,昭宣沿袭,已深刻重塑了帝国的精神面貌。
长安,太学。
博士弟子员额大增,增至千人。五经博士各置弟子,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之。郡国亦荐举“孝廉”、“贤良文学”入京授业。
“经明行修”成为士人晋身之阶。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公羊传》所强调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太学教育、察举制度,渗透到帝国官僚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核心。
博士官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后苍、孟喜、梁丘贺等,竞相传授经学,门派渐立,章句渐繁。经学本身开始出现繁琐化、神秘化倾向。
此“儒术独尊”之局面,实乃多方势力博弈与天道演变之结果,洪荒高层各有盘算。
天庭,凌霄宝殿。
昊天上帝俯瞰下界太学盛况,眸光深邃:“董仲舒‘天人感应’,虽将人间帝王联于天道,然其说终将‘天’置于‘君’之上,主张‘天谴灾异’以约束人君。于天道秩序而言,利大于弊。儒家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秩序,合乎天庭维系三界纲常之需。故,儒术独尊,可默许之。”
太白金星奏曰:“然儒家亦讲‘民贵君轻’,若遇昏君,恐生变数。且其学独大,压制百家,有违天道生生不息、万类竞自由之本意。”
上帝淡然道:“天道之下,岂有永恒独尊之学?盛极而衰,物之理也。且看其演变。着宣化署,可暗中引导儒家向‘忠君爱国、敬天保民’之方向发展,弱化其‘革命’之念,强化其‘秩序’之维。”
“臣遵旨!” 一道无形秩序道韵悄然洒向长安太学,融入经师讲学之中。
幽冥地府,功过司。
判官记录:“儒术独尊,重人伦秩序,轻鬼神祭祀。世间‘慎终追远’之念增强,于地府秩序稳定略有裨益。然其‘子不语怪力乱神’,亦使凡人对我幽冥敬畏之心渐淡,香火供奉或有减少。”
平心娘娘漠然道:“阴阳有序,各司其职。人间思想流转,非地府所能强控。只需依律审判,记录功过即可。”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面露微笑:“善哉!儒术独尊,排斥百家,尤其压制中土本土之道家玄学。此正为我沙门(佛教)东传,预留空隙。儒家重人世伦理,我佛重出世解脱,二者看似相悖,实可互补。待中土士人于儒家樊笼中感到困顿之时,便是我佛慈悲之法度化有缘之机。药师,可令行者,于翻译佛经时,多加借用儒家‘仁’、‘孝’、‘礼’等词汇,附会解释,以求融通,减少排斥。”
“谨遵法旨。” 丝丝缕缕的柔和梵唱之力,开始尝试附着于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之上,随商队缓缓东来。
然,被压制之百家,岂甘沉寂?其以各种方式潜行发展,等待时机。
道家:
彻底转入民间,与方仙道、黄老道、民间鬼神信仰结合,演化出早期道教雏形。
- 齐地琅琊,有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将道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结合,虽被朝廷视为妖言惑众而镇压,然其说暗流涌动。
- 蜀中,隐有严君平之辈,卜筮于市,着《老子指归》,深研道家玄理。道家之发展,引动了天庭兜率宫一丝微不可察的关注,太上老君化身虽未再现,然其道统在人间的适应性演变,皆在其默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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