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冬至过后，便是政府与商家讨论来年粮食定价的时候。
主持粮食议价的三司副使沈邈才三十出头，整个人却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每天循着规矩过日子。晨起、盥洗、更衣、上朝、早饭、处理事务、与同僚掰扯账务事、午饭、察看公文、处理积压账务、回府、更衣、晚饭、盥洗、看书、睡觉。几十年不变的生活，沈邈的手脚已被训练得像拉磨的驴一般，到了时间，自己便会走到指定位置，开始新一天的拉磨。
沈邈整个人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死感，人到中年，生活和公务，于他而言，都是一眼便望到底，波澜不惊。
娘子经常嘲笑他，说他像个和尚，应该住在庙里。
沈邈心想，他倒是情愿住在庙里，至少，还能图个清静。
沈邈出身清流之家，祖上累代都是读书人，从沈邈曾祖父起便从了官。沈家家教甚严，他在家又居长，从小就被父母拎着耳朵教导：要做弟妹们的表率。但表率究竟是什么样，沈邈也不知道。
父母夸他懂事，他便努力更懂事；进了学堂，师傅们夸他聪明，字写得好，他便每日刻苦，努力写得更好；长大后，耆老们夸他是这一辈的榜样，他便努力，让自己更像个榜样。沈邈一生循规蹈矩，像块木头般地规矩刻板。
沈邈的做事风格和为人一样，为人不够圆融。同僚取笑他，说他应该去做个言官。若是以后成为御史，怕是比“包弹”包拯还要厉害上几分。
沈邈没什么家世背景，现在的官职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熬上来的。他自恃公正严明为第一为官要务，在三司做了十几年官，虽然已不如年轻时那般心直口快，但他骨子里的刻板，仍是半分没有改变。
这几年，两浙路的粮食议价、漕运货物、交引文据发放等大小事务，沈邈都经过手，他熟知两浙路商户情况，这其中，白锦堂给他的印象极深。
几番接触下来，沈邈觉得白锦堂不似别的商户那般市侩油滑，倒像个读书人，文文静静的样子，且谦虚有礼，又满腹才华，沈邈时常与他谈论诗词学问，二人都极爱《楚辞》，聊得甚是投脾气。
他们只保持君子之交，虽然白锦堂给别的官员送过礼物，但从不曾给过他。这一点沈邈心里很安慰，他觉得白锦堂懂得自己，内心澄净，是个君子。
后来两浙路的事务由别人接手，沈邈调为三司副使，每年也只有在粮食议价时才和白锦堂碰上一面。
听说白锦堂出了事，沈邈有些意外，他觉得以白锦堂的为人，不会做出“私扣货物”这种事情，沈邈甚至还想四处找人帮他澄清。但没想到，却被主事狠狠地斥责了，主事私下告诫他“这是市舶司的官司，我们三司的人不要多管闲事”。
沈邈没办法，便私下带了一些饭食和衣物去监牢探望，却被婉拒了。白锦堂告诉他，家里每天都有人来瞧，不必担心自己会吃苦。
沈邈也劝他，不如先认了罪，只要人在，一切都能过去。
但白锦堂轻轻摇了摇头，他虽在监牢里，一身布衣，席地而坐，但整个人犹如一棵青松般坚毅挺拔，在他眼睛里还跳动着一簇火苗，那是沈邈毕生都不曾有的东西。
白锦堂告诉他，此举是为了弟弟和家人，为了让他们能安心的活下去，自己要搏一搏。
但没过多久，沈邈就听说他被定了罪，紧接着，他便在监牢里自尽了。
沈邈从没怀疑过律法的公允，他觉得其中有误会，以自己对白锦堂的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沈邈感到可惜，如此年轻且极具才华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
他从没对人说过这些，一来无人可倾诉，二来，自己也确实无力为他翻案。
白锦堂出事的那几个月里，杭州商家行会的一切事务都停滞了，沈邈曾多次叫行会另派一个出事人来处理事务。但始终没人回应。
前不久，他得到消息，行会新主事人即将到京上任，便是白锦堂的亲弟弟白玉堂。
沈邈想，白员外那样的谦谦君子，想来，他唯一的亲弟弟也定是这样。
却不知，兄弟俩除了外貌相似，性格却是截然相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原本一些能与白锦堂商议的事，到了他弟弟这里，却难如登天。
比如年末的粮食议价，沈邈催了又催，行会一直不肯松口，白玉堂更是连面都不见，直接派了商人秦明羽来做代理，和沈邈打擂台。
白玉堂有自己的一套处事规则，任凭沈邈磨破了嘴皮子，他既不松口，也不点头，比个夜叉还难缠。
沈邈没想到这兄弟俩的性格竟是天差地别，他按了按酸胀的额头，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谈。
看官员和商人们都到齐了，沈邈向大家道，“今日与大家商议明年收购粮食的价格，我与三司副使程景一同来见诸位。使相签了与西夏的停战和议，国泰民安，明年的粮食也可正常贩卖，但官家的意思，仍要留一部分上交元丰库，以充军粮。这部分粮食价格，仍循战时的旧例，其余中间空的差价，可直接以银钱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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