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珅的家产，历来有“八亿两白银”之说，相当于清廷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乾隆朝年均财政收入约五千余万两）。据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时的清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主要财产包括：黄金三万三千五百两，白银三百一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估值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估值银四千万两），房产一千余间，良田八千余顷，以及大量珠宝、玉器、古玩、绸缎等，总估值约一亿两白银，虽不及“八亿两”之夸张，仍堪称“清代第一贪”。
和珅的生活奢华程度堪比皇室。其府邸（今恭王府）“仿紫禁城规制，僭越之处甚多”，花园内“引玉泉山水入府，垒石为山，建楼榭数十座”；服饰用“大红色织金蟒袍”（按制只有亲王可穿），器皿多为“金银胎掐丝珐琅”，甚至有“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这种奢华不仅是满足私欲，更是其权力地位的象征。
和珅的擅权与贪腐，必然触动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树敌无数。以刘墉、纪晓岚、王杰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多次暗讽和珅，王杰在军机处与和珅同列时，“终日语不相交，若有论事，必据理力争”（《清史稿·王杰传》）；以阿桂为代表的军功集团，更是鄙视和珅“无尺寸之功，专恃谄媚”，阿桂曾对人言：“吾见和珅，常避之，不与同列，恐其熏染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后，和珅的权势虽仍稳固，但危机已开始显现。这一年，他主持的“千叟宴”因安排混乱、菜肴变质引发非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珅负责接待，却因“礼仪之争”处理失当，导致中英外交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苗人起义爆发，和珅隐瞒军情，延误战机，遭嘉庆帝（时为皇太子）斥责。
到了乾隆帝晚年，虽仍宠信和珅，却也对其有所防范，多次告诫：“汝当谨守臣节，勿恃宠而骄。”（《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八十七）而即将继位的嘉庆，早已对和珅的专横不满，只是碍于乾隆帝健在而隐忍未发。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退位后，和珅仍把持朝政，甚至“阻隔嘉庆帝与太上皇（乾隆）的联系”，让嘉庆帝愈发不满。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和珅的末日随之来临。正月初四，嘉庆帝以“和珅总理丧事，暂免其职”为名，剥夺其权力；正月初五，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纷纷上奏弹劾和珅，嘉庆帝“顺水推舟”，下令将和珅革职下狱；正月十三，嘉庆帝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包括“欺罔君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僭越礼制”等。
其党羽见势不妙，纷纷反戈一击，福长安被革职下狱，苏凌阿被勒令退休，地方党羽也多被查办。正月十八，嘉庆帝赐和珅“自尽”（白绫一条），和珅在狱中写下绝命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和珅列传》）当时和珅年仅四十九岁。
和珅之死，标志着乾隆朝权臣政治的终结。嘉庆帝通过清算和珅，既收回了权力，又获得了巨额财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流传至今），更打击了官场腐败，“一时吏治为之一清”。但这场清算并未触及清代官僚体系的根本弊端，嘉庆、道光年间的贪腐之风虽有所收敛，却未能根治，最终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回望和珅的一生，从寒微侍卫到权倾朝野，从富可敌国到身死族灭，其兴衰荣辱与乾隆朝的国运紧密相连。他既是乾隆帝“盛世”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的畸形儿——没有乾隆帝的宠信，他难以崛起；没有专制制度的漏洞，他也无法贪腐至此。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和珅之祸，非独和珅之过也，上（乾隆）之宠之过甚，制度之防之过疏也。”这段历史，至今仍警示着权力监督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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