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这台老机器，到了仁宗晚年已经吱呀作响冒黑烟了。表面上汴京还是那个"东华门外唱名"的繁华世界，骨子里却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像三高一样掏空了国库。举个例子，太祖时期全国官员才一万多，到仁宗时已经膨胀到两万多，平均每个县得养二十多个吃皇粮的；军队更夸张，太祖时百万不到，仁宗朝暴增到一百四十万，每年军费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五，妥妥的"吞金兽"。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王安石的男人带着他的"维修手册"出场了。此人是江西临川人，21岁中进士，本来可以在京城混个美差，但他偏要去地方锻炼，从鄞县知县干起，一路做到常州知州。在鄞县时，他干过一件大事：每年青黄不接时，把官仓粮食贷给百姓，秋收后连本带利还回来，既解决了百姓饥荒，又让官仓粮食周转起来。这就是后来青苗法的雏形，不得不说老王确实有两把刷子。
治平四年（1067年），年轻的神宗皇帝继位，一上台就召见王安石："王爱卿，天下弊事这么多，你说该咋整？"王安石撩起官服袖子，来了句石破天惊的话："陛下，要不咱变法吧！变风俗，立法度，这是方今之急！"神宗眼睛一亮，他早就看不惯朝堂上的那些老油条，就喜欢王安石这股愣劲儿，当场拍板："朕信你，放手去干！"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枪，瞄准了"青苗法"。简单说就是政府当"银行"，每年春天贷钱给农民买种子，秋天连本带利还回来，利息比民间高利贷低一半。想法挺好吧？但实际操作起来就变味了。
开封府尹韩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王啊，你这法子看似好，可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会强迫百姓贷款啊！本来不需要钱的也得贷，利息不就成了额外负担？"王安石一梗脖子："你这是杞人忧天！我派了提举官下去监督，谁敢胡来就办谁！"
结果呢？提举官为了政绩，真的给各州各县摊派贷款任务。比如杭州府额定贷出十万贯，知县一看，城里富人不需要，那就摊派给乡下百姓吧。有个老农本来只想借两贯买种子，结果被衙役按在地上签了十贯的贷款合同，哭着说："秋后哪来这么多钱还啊！"更绝的是，有些地方官嫌收粮食麻烦，直接让百姓折成现钱还，赶上粮食丰收粮价下跌，百姓卖了粮食都不够还利息，活活被逼破产。
司马光坐不住了，给王安石写了封信，苦口婆心："介甫啊，你这是与民争利啊！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就在官，你硬从百姓口袋里掏钱，不是长久之计啊！"王安石大笔一挥，回了封《答司马谏议书》，里面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老天爷变天不用怕，老祖宗规矩不用守，别人骂街不用理。这三不足论调，直接把司马光气吐血。
青苗法只是导火索，接下来王安石推出的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就像往油锅里扔鞭炮，把朝堂炸成了菜市场。
募役法最招恨，以前百姓要轮流去官府当差，现在可以交钱免役，官府用这钱雇人。听起来挺合理吧？但问题在于，以前穷人家没钱，可以出力；现在不管贫富都得交钱，连乞丐都得交"免役钱"。杭州有个寡妇，家里就几亩薄田，按规定要交两百文免役钱，被逼得卖了棺材本。苏轼当时在杭州当通判，亲眼看见百姓被逼得跳河，气得给神宗上书："求陛下饶了百姓吧，这募役法比猛虎还厉害！"
旧党大佬们纷纷上阵：韩琦说青苗法"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殊"；富弼干脆称病辞职，临走前撂下狠话："变法若行，我恐大宋江山不稳啊！"欧阳修在青州当知州，发现百姓为了还青苗贷款，把耕牛都卖了，直接给神宗上奏："陛下，你看这青苗法，是利民还是害民？"
王安石一看反对声太大，祭出大招——提拔新人。他看中了吕惠卿、章惇这些"少壮派"，这些人办事麻利，但也有个毛病：为了变法不择手段。有个叫李定的官员，为了支持新法，故意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不回家守孝，被旧党抓住把柄，骂他"不孝"。王安石却力保："守孝是私事，变法是国事，岂能因私废公？"
这下好了，新旧两党彻底撕破脸。旧党骂新党是"聚敛之臣"，新党骂旧党是"守旧之徒"。有次朝会，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了市易法吵起来，司马光说"商人就像鱼儿，市易法就像渔网，把鱼都捞光了"，王安石反驳"商人囤积居奇，市易法就是要让物价稳定，百姓才能买到便宜货"。两人吵得唾沫横飞，连神宗都劝不住。
变法变到后来，已经从政策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新党为了打击旧党，发明了一种狠招——文字狱。最典型的就是"乌台诗案"，主角是我们熟悉的苏轼。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任上写了封《湖州谢上表》，里面有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是谦虚的话，新党却解读为"愚不适时"是骂新法不合时宜，"老不生事"是讽刺新法多事。御史何正臣立刻弹劾："苏轼讪谤朝政，包藏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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