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李斯奉召来到相邦府书房。见吕不韦面色不豫，吕娥蓉与甘罗侍立一旁，便知必有要事。
“拜见相邦，见过吕小姐，甘罗小先生。”
“免礼。”吕不韦开门见山，
“今召你前来，是为伐韩之事。我意一鼓作气，并吞韩国，然朝中颇有异议，夏太后更言‘韩可伐，不可灭’。你对此有何看法？”
李斯心中微动，这正是他进一步展现价值，介入秦国核心决策的机会。他略一沉吟，脑中飞速运转。他那来自后世震旦大学历史系的灵魂深处，无数历史案例、地缘政治模型、经济规律瞬间被激活，与这个时代的诸侯纷争的现实激烈碰撞，试图寻找最佳的结合点。他平日里便有将前世所学与今世所闻融会贯通、反复思索的习惯，对秦国律令、民情、乃至列国形势都有着持续的关注与深入分析，这种强大的学习和深度思考能力，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启禀相邦，斯以为，相邦欲灭韩，高瞻远瞩，乃为大秦万世开太平之基石。夏太后之忧，亦非杞人忧天，乃老成谋国之言。”吕不韦眉头一皱：
“哦？你这是何意？和稀泥吗？”
吕娥蓉也有些不解地看向李斯，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李斯微微一笑，从容道：“非也。斯以为，‘灭韩’与‘不急灭韩’，看似矛盾，实则可统一于大秦的长远利益之下。关键在于，如何‘灭’，何时‘灭’。”他顿了顿，见吕不韦面色稍缓，似有听下去的兴趣，便继续道：“韩国虽弱，号称‘劲韩’，其地多山，民风彪悍，且其都城新郑，易守难攻。若强行攻取，纵能胜，亦必损兵折将，耗费国帑。更为重要的是，韩国一旦面临亡国之危，必拼死抵抗，同时向楚、魏、赵求救，届时列国若因此形成合纵之势，则我大秦东出之路将再添变数。”
“这与夏太后之言有何不同？”吕不韦追问。
“不同之处在于策略，更在于对‘地利’的深层理解与运用。”李斯侃侃而谈，语气中透着一股源于超越时代知识储备的自信与洞察。
“斯有三策，或可助相邦分化瓦解，逐步蚕食，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最小代价取之。”
“讲！”吕不韦精神一振。
“其一，曰‘利诱分化’。韩国王室暗弱，权臣当道。可遣使臣，携重金美玉，分头联络韩之权贵大臣，许以高官厚禄，甚至裂土封侯。使其内斗不休，离心离德。彼国内乱，我则可坐收渔利。”
“其二，曰‘经济锁喉’。韩国土狭民贫，其经济命脉多依赖于通商与手工业。我大秦可利用关税壁垒，限制韩货入秦；同时，暗中支持三晋商人，低价倾销货物于韩境，冲击其本土产业。长此以往，韩国府库空虚，民生凋敝，则不攻自乱。”
“其三，曰‘军事威慑，蚕食其地’。非不战，而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消耗之仗。此处，便涉及到斯对‘地利’的看法。”
李斯话锋一转，目光投向墙上悬挂着的周公负成王图旁的庞大地图，实则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他前世在震旦大学研习历史地理时，早已烂熟于心的、经过无数次勘测绘制的精准山川河流走向图。那些在古人看来模糊不清的区域，在他眼中却脉络分明。
“韩国之地，北有太行、王屋之险，南扼颍水、汝水之要，西接我大秦宜阳、崤函，东临中原腹地。看似四通八达，实则四面受敌，无险可守。我大秦不必急于攻其都城新郑，可先取其外围，断其羽翼。”
他伸手指点着地图上大致的方位，口中所述却远超图上信息：“可先取这些韩国西部、北部，靠近我秦国边境的城邑。例如其宜阳、缑氏一线，不仅屏障我大秦东进，亦是韩之军事要点。此地战略价值，远非寻常城池可比。”
“再者，韩国之地并非铁板一块。其南部靠近楚国，亦可徐徐图之。这些地方，若能逐一拿下，便如抽丝剥茧，步步紧逼。”
李斯继续道：“斯以为，‘蚕食其地’的关键在于‘择地’与‘节奏’。所谓‘择地’，便是优先攻取那些对韩国经济、军事、民心有重大影响，且相对孤立易取的城邑。
所谓‘节奏’，便是今日取一城，明日占一地，消化巩固之后，再图下一步。此法看似缓慢，实则稳妥，正如‘温水煮蛙’，使其习以为常，钝化其反抗之心，消磨其抵抗意志。待其国力衰败，人心离散，国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再以雷霆之势一举攻克其都城新郑，则如探囊取物，列国纵有心相救，亦鞭长莫及，韩国内部也再难组织起有效抵抗。”
李斯一番话说完，书房内一片寂静。吕不韦双目精光闪烁，原本的烦躁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思索与震撼。
他本以为李斯不过一文士，却不想其对伐交攻战之道，竟有如此独到深刻的见解！这三策，环环相扣，阴柔狠辣，直指韩国要害，比单纯的军事进攻高明了不止一个层次。尤其是“经济锁喉”与这番结合地理、层层推进的“蚕食其地”之策，其系统性与前瞻性，简直是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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