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某个清晨，安徽歙县桂林乡的农田里，一位老农的锄头意外触碰到坚硬的物体。当泥土被清理开，一件泛着幽蓝光泽的器物显露出来——这只后来被鉴定为元代蓝釉爵杯的文物，正以其神秘的色泽和古朴的造型，悄然揭开了一段尘封七百年的制瓷传奇。如今，它静静陈列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展柜中，通高11.5厘米的杯身宛如凝聚了元代的夜空，那抹深邃的宝石蓝釉下，藏着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釉色溯源：从波斯钴料到元代窑火的淬炼
蓝釉瓷器的诞生，是一场跨越欧亚大陆的文明对话。唐代以前，中国瓷器以青、白为主色调，蓝色釉料的呈色技术一直是难题。直至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波斯钴料，才为工匠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当时三彩器中偶见的蓝釉，正是这种外来矿物与本土工艺的初次碰撞。入元后，帝国的辽阔版图促进了文化交融，景德镇窑工在吸收西亚陶工经验的基础上，将钴料比例、窑温控制与胎釉配方反复调试，终于在至元年间（1264-1294）烧制出稳定的高温蓝釉。
这种被称为“霁蓝”或“宝石蓝”的釉色，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含量需精确控制在2%-3%之间。釉料中还需加入适量的磷酸钙，使熔融状态下的釉层能均匀附着于胎体。烧制时需在1280-1300℃的高温还原焰中持续12小时，稍有偏差便会导致釉色发黑或开裂。安徽博物院这件爵杯的釉色“浓如深海，亮若宝石”，经检测其钴含量达2.8%，与同时期波斯伊儿汗国的蓝釉陶器成分高度相似，印证了元代中外制瓷技术的交流。
爵杯的造型则延续了商周青铜爵的基因。作为古代酒器的经典形制，爵在周代已成为礼器的象征，《礼记·明堂位》记载“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元代工匠将青铜爵的庄重与瓷器的温润结合，杯身的流、尾、柱、鋬等元素一应俱全，却以瓷质的轻盈取代了青铜的厚重，形成“古意新诠”的艺术效果。这种对传统器型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元代文化“承古萌新”的时代特征。
二、器物真容：蓝釉与古器型的时空对话
爵杯通体呈喇叭状，流口与尾翼微翘，两侧立柱作蘑菇形，腹部收束处饰一周凸弦纹，下承三棱形足。通高11.5厘米，流至尾长13.2厘米，足高4.3厘米，重量仅375克，胎体轻薄却质地坚硬。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釉色——内外壁均施宝石蓝釉，釉层厚约1.2毫米，积釉处呈深蓝色，薄釉处透白胎，迎光侧视可见细密的气泡，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
工艺细节彰显匠心。杯身采用分段模制工艺，流、尾、柱、鋬分别成型后再与杯身拼接，接缝处打磨光滑，肉眼几不可辨。立柱顶部的蘑菇形装饰并非实心，而是留有0.5毫米的中空，烧制时空气膨胀可由此排出，避免开裂。三棱足的内侧可见螺旋状修坯痕，这是工匠以竹刀手工旋削的痕迹，每道旋痕间距约0.3毫米，均匀流畅。更精妙的是釉面的“棕眼”现象——高温下釉料中的气泡溢出后留下的小孔，经岁月氧化形成金色斑点，宛如夜空中的星轨，成为鉴定元代蓝釉的重要特征。
三、考古现场：歙县古墓中的元代生活图景
爵杯出土于歙县桂林乡一座元代砖室墓。该墓坐北朝南，墓室长4.2米，宽2.8米，墓壁镶嵌有花卉纹砖雕，显示墓主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同出文物包括青白瓷碗、银簪、铜镜等，其中一枚“至元通宝”铜钱为断代提供了关键依据。考古人员发现，爵杯置于棺内东侧，与漆盒、瓷盏形成组合，推测为墓主生前饮酒用具。
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元代蓝釉器相比，这件爵杯具有鲜明特色。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蓝釉白龙纹梅瓶以纹饰繁复取胜，扬州博物馆藏蓝釉爵杯则造型粗犷。而安徽博物院藏品以“素面蓝釉”为特点，仅以凸弦纹装饰，更能凸显釉色本身的美感。这种简约风格与元代文人“尚质不尚文”的审美取向相契合，也反映了徽州地区“清雅脱俗”的文化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爵杯底部残留有三个支钉痕，呈三角形分布，每痕直径约0.8毫米。这表明其烧制时采用“覆烧法”，以支钉支撑杯身，避免釉面粘连匣钵。这种工艺在定窑白瓷中常见，但用于蓝釉器则极为罕见，反映了元代景德镇窑工对不同釉色烧制工艺的创新运用。
四、多维价值：蓝釉瓷中的历史密码
从工艺史角度看，这件爵杯代表了元代制瓷业的巅峰成就。其蓝釉“色如天青，光若镜明”，经X射线荧光分析，釉中氧化钴含量与波斯“苏麻离青”相近，证明元代已建立稳定的钴料进口渠道。高温蓝釉的成功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的传统格局，为明清青花、颜色釉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其进行热释光检测，确认烧制年代为1320-1340年，属元代中期制品，这一时间点恰与文献记载的“浮梁磁局”设立相吻合，暗示其可能为官府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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