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呈上的那份关于如何应对澳门葡夷无理要求的奏疏，措辞谨慎，建议以安抚、谈判为主，辅以适当的贸易限制，避免激化矛盾。崇祯皇帝草草看完，便将其重重地摔在了御案之上！
“安抚？！谈判？！” 他心中怒火再次升腾，“这群红毛鬼，蹬鼻子上脸，勒索到朕的头上来了！你们还想着安抚？！真是……迂腐至极！”
他想起了崇祯二年，他刚刚登基不久，朝中便有关于是否招募澳门“番兵”助剿辽东的争议。当时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便曾上疏，痛陈葡人之不可信，言其“贪利而无信义，惯于要挟，若用之，必为后患”！如今看来，卢兆龙当真是……有先见之明！
这些年，大明为了获取他们那点所谓的“先进”火炮和技术，给了他们多少好处？仅据户部记录，前几年为了购买红夷大炮、雇佣洋枪队，朝廷便曾在七月间，先后两次拨款，合计不下六万余两白银！更不用说平日里给予他们的贸易特权和地方官府的“照拂”！可结果呢？银子花了，他们却并未按照协议真正出兵相助，反而得寸进尺，提出要朝廷支付额外的“安家银”、“抚恤费”！如今，更是趁着大明内忧外患之际，狮子大开口，妄图在澳门建立国中之国！
“此等背信弃义、趁火打劫之徒，与之商量，无异于与虎谋皮！” 崇祯心中冷笑，“唯有……打！打到他们痛！打到他们怕！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他猛地一拍御案，对着阶下神情紧张的内阁辅臣们，厉声说道：“葡夷狂悖无礼，欺人太甚！其所提条件，荒谬绝伦！意图割裂国土，侵我主权，挑拨中葡邦交！绝不可允！内阁所议，过于软弱！”
他注意到，站在殿内旁听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人，脸上也露出了尴尬和不安的神色。崇祯强压下心中的怒火，知道在这些“有用的”西洋人面前，还需稍稍顾及些“天朝体面”，不能显得太过“野蛮”。他放缓了语气，但决心不变：“然，两国交兵，非为得已。朕，尚愿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他转向首辅魏藻德：“魏爱卿，福建总兵郑芝龙，近况如何？其麾下水师，战力尚可？”
魏藻德连忙回禀：“启禀陛下，郑芝龙现任福建海防都督，总揽闽粤海疆，手握重兵，其麾下水师，船坚炮利，乃我大明东南沿海之柱石。”
“好！” 崇祯当机立断，“传朕旨意！即刻起，擢升福建海防都督郑芝龙，为福建海防总督！加封五军都督府左都督衔！命其全权总揽广东、福建沿海军务，并专责处理澳门葡夷事宜！” 他要用郑芝龙这支强大的地方海上力量，来对付这些桀骜不驯的“红毛鬼”！
随即，他唤来李凤翔：“李伴伴！你亲自持此密旨，火速前往福建，面呈郑芝龙！告诉他：先礼后兵！可先派员与澳门葡夷谈判，严正驳斥其无理要求！勒令其立刻履行先前协议，交出我朝急需之火器工匠与物资！若他们冥顽不灵，胆敢抗拒，” 崇祯眼中寒光一闪，“则准许郑芝龙相机行事，动用武力！封锁其港口！炮击其城寨！甚至……直接派兵登岛，将我大明所需之军资、工匠，强行抢回！一切后果，由葡夷自负！” 他直接赋予了郑芝龙开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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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决定对澳门葡夷采取强硬立场、甚至不惜动武的消息，很快便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新创办的《起名日报》的官方通报，传遍了京师内外，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
与朝堂上文官们的普遍担忧和疑虑不同，京城的普通百姓，对此事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地……支持！
“打！早就该打了！让那帮红毛鬼知道咱们大明的厉害！”
“没错！这些年他们在广东沿海横行霸道，欺负咱们渔民商船还少吗？！”
“听说以前还有咱们的官员被他们害死过？这次正好报仇！替天行道！” 百姓们许将各种与洋人相关的负面事件都联系了起来。
“皇上圣明！对外就该硬气！”
市井之中，群情激昂，支持动武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但也有一些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或是头脑相对冷静的读书人，提出了担忧：“哎呀！各位！如今朝廷北有鞑虏，西有流寇，本就已是焦头烂额，多线作战，国力能支撑得住吗？此时再与南方的红毛鬼开战，是否……太过冒险了？”
立刻便有人反驳：“怕什么？！前怕狼后怕虎，难道就要任由那些蛮夷欺负到咱们头上吗？！我看此时隐忍，才是误国！” 更有一些热血青年，当场表示：“若是朝廷要打红毛鬼，算我一个！我这就去投军！跟着郑将军出海杀敌！总好过看着那些书生误国强！” 对文官集团的不满，再次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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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内外的这些争论和民意动向，自然也通过无孔不入的三厂一卫情报网络，源源不断地汇总到了崇祯皇帝的御案之上。东厂的听记们，遍布在京城的各个酒肆、茶馆、勾栏瓦舍之中，密切监视着民情舆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并将这些信息每日整理上呈，供皇帝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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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看着这些关于民意的报告，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知道，百姓的支持，往往是朴素而直接的，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地缘政治、国力权衡，但他们能感受到朝廷的强硬，能感受到自己作为“天朝子民”的尊严是否得到了维护。
但他并未被这看似“一边倒”的民意冲昏头脑。他想起了汉武帝北击匈奴的旧事。汉武帝固然拓土千里，威加海内，但连年的征战，也几乎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国力，导致民生凋敝，天下疲敝。国战，从来都是双刃剑，非到万不得已，不可轻启。
“民心可用，然亦不可不察。” 他在心中告诫自己，“对葡夷之战，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主要目的，是敲打，是震慑，是夺回我所需之物。绝不能因此而过度消耗国力，影响了剿寇和御虏这两件头等大事。”
他已经布下了棋子，也表明了态度。接下来，就看那位海上的枭雄，以及那些远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何应对了。而他自己，则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与李自成或多尔衮的正面决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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