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8日深夜，北京长城饭店旁的停车场灯火通明，“天上人间”夜总会的霓虹还在空气中弥漫着奢靡气息。一名中年男子叼着烟，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车钥匙——他刚从夜总会的纸醉金迷中走出，要取走停在这里的一辆崭新米黄色尼桑车。没人能想到，这个衣着光鲜、神态倨傲的男人，正是让整个北京城陷入恐慌的连环银行劫匪鹿宪洲。而这场始于高档场所的归途，终将成为他罪恶人生的终点。
在中国，武装抢劫银行自建国以来便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一句“抢银行，抓住就毙”的俗语，早已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银行安防全面升级，防弹玻璃、警企联网系统层层设防，直接闯入银行抢劫难如登天，于是劫匪们纷纷将目标转向运钞车。早年间的运钞车多为普通面包车，防护薄弱，给了歹徒可乘之机。但进入90年代后，北京率先启用防弹运钞车，车身能抵御子弹射击，固若金汤，唯一的漏洞便是银行门口短暂的交接环节。即便如此，在多名持枪经警的严密戒备下，敢对运钞车下手的歹徒，仍是凤毛麟角。
这种平静，被鹿宪洲在1996年2月8日彻底打破。
距离春节仅剩数日，北京街头洋溢着年味，警方加强了彻底力度，守护着市民的平安。上午9点50分，距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一辆运钞车缓缓停下。三名全副武装的经警迅速跳下车，呈三角站位警戒，目光扫过街上稀疏的行人——大多是晨练的老人和买菜的居民，一切看似平静。银行内，两名送款员提着沉甸甸的黑色密码箱走出，箱子里装着116万元现金，是即将发放的单位工资款。
就在经警拉开运钞车后门，准备接应送款员上车时，斜前方几米外的一辆蓝色韩国大宇车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车门被猛地踹开。一个蒙面男子弓着身冲了出来，手中握着一把样式古怪的黑色微型冲锋枪，枪口泛着冷光。经警还没来得及举枪，“哒哒哒”的枪声已经划破长空，子弹像暴雨般倾泻而来。
前后不过五秒，两名送款员和一名经警便倒在血泊中，子弹精准命中胸口、头部等要害。蒙面歹徒面无表情，将冲锋枪往脖子上一挂，双手各拎起一个密码箱，大步流星地返回大宇车。发动机轰鸣声响起，车辆绝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三分钟，干净利落得如同演练过千百遍。街上的几位行人看得目瞪口呆，竟有人以为是电视台在拍警匪片，忍不住鼓掌叫好。
报警电话迅速接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力在15分钟内火速赶到现场，但歹徒早已没了踪影。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起防弹运钞车被劫案，1死2伤、116万元巨款失窃的消息，像惊雷般震动了整个京城。市局局长张良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亲临现场，当即成立专案组，立下“限期破案”的军令状。
刑侦专家在现场勘查后，无不感到棘手：歹徒没有留下指纹、脚印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射击精准度极高，三名受害者均为要害中弹，显然具备专业的用枪经验，大概率有从军或从警背景。唯一的线索便是那辆被遗弃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小区的大宇车——经查，这辆车是两天前在27剧场附近被盗的商务用车，而歹徒蒙面用的头套，是北方市面上随处可见的羊毛衫改造而成，发行量高达几十万件，根本无从追查。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朝阳区群众”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老太太回忆，案发前曾看到大宇车里的男子下车询问公厕位置，她记得对方身高约一米七，三十岁上下，体型匀称，说的是带着京腔的本地话，而非标准普通话。仅凭这模糊的画像，要在千万人口的北京找出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起案件也成为1996年4月全国严打的直接诱因之一。严打期间，北京街头的鸡鸣狗盗之徒纷纷逃窜，社会治安焕然一新。但谁也没想到，鹿宪洲竟敢顶风作案。
6月3日上午8点，海淀区建行知春里分理处门口，北下街道联社的两名工作人员刚取出76万元现金，驾车行驶不到50米，就被一辆黑色公爵王小汽车迎面拦住。“怎么开的车！”司机正想开窗理论，一名蒙面歹徒已经提着微型冲锋枪冲到车窗前，黑洞洞的枪口抵住玻璃：“要钱还是要命？把钱交出来！”两人吓得魂飞魄散，乖乖交出了钱箱。歹徒依旧沉着冷静，将枪挂在脖子上，拎着钱箱上车逃离，全程同样不到三分钟。
警方次日便在海淀区红砖村发现了被遗弃的公爵王轿车，车内钱箱已被撬开，后座上多了一个刻有“洛阳工商银行”字样的按摩器。经查，这辆车是5月16日被盗的，车牌“甲80—4060”则是1995年6月从解放军某文化部供应站的微型面包车上盗来的。而那个按摩器，是洛阳工商银行1991年给职工发放的福利，共800台，其中几十台已被转手倒卖，根本无法追踪。很明显，这是歹徒故意留下的迷惑性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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