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租的阁楼在老城区巷尾，砖墙上爬满枯死的爬山虎，铁门每天清晨都会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叹气。搬来的第一周，我就注意到每晚11点03分，门铃会准时响起。
第一次听见时，我以为是外卖员按错了门牌号。透过猫眼望去，走廊里的声控灯昏黄如豆，穿堂风卷着碎叶掠过瓷砖，空无一人。第二次、第三次……指针每次跳过11:03，金属门环就会发出三声轻响，不急不缓，像故人来访前的叩门。
“别理它。”三楼的李阿姨在晾衣绳旁压低声音，晾衣杆上的蓝布衫滴着水，在水泥地上洇出人形阴影，“这楼以前住过一个邮电局的老分拣员，走的时候怀里还抱着本电报码本呢。”她忽然盯着我的门牌号，“401？哎哟，那间房空了三年，上一任租客说半夜总听见有人念数字，什么‘0314’‘2659’的，跟拍电报似的。”
我没把李阿姨的话放在心上，直到周五加班回家。钥匙刚插进锁孔，门环突然“当啷”一声——这次不是三声，而是连续急促的敲击，像有人在门外拼命抓挠。我猛地推门，冷风灌进领口，走廊尽头的拐角处，闪过一截藏青色的衣角，布料摩擦墙壁的“沙沙”声，和父亲临终前扯动被角的声音一模一样。
更诡异的是，第二日清晨，我在门口发现了半张泛黄的电报纸。残缺的边角印着“1992年10月”，正文处用红笔圈着几组数字：0314（想）、2659（你）、4107（回）。墨迹渗进纸纹，像是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最后用力到笔尖划破纸面。
那天深夜，我抱着笔记本电脑查电报码，突然听见天花板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阁楼的木质楼板年久失修，每一步都伴随着“咯吱”轻响，从床头走到窗口，又折返到衣柜前，仿佛有人在丈量房间的尺寸。我鼓起勇气打开手机手电筒，雪白的光束里，墙纸接缝处的阴影突然扭曲，竟像是个佝偻着背的老人，正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
周末去社区办暂住证，居委会的王主任看着我的地址直皱眉：“401啊……三年前住这儿的陈叔，是邮电局退休的，天天在屋里摆弄老式发报机。有天半夜邻居听见‘嘀嗒嘀嗒’响个不停，敲门没人应，撬开锁才发现人趴在桌上，手里攥着张电报纸，上面全是乱码。”他突然压低声音，“后来听搞技术的人说，那些码子翻出来是‘别让她等’，可‘她’是谁，没人知道。”
当晚11点02分，我特意把手机放在门旁录像。指针跳过3秒，门环准时响动。这次我没透过猫眼，而是猛地拉开门——穿堂风掀起我额前的头发，走廊尽头的声控灯忽然亮起，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人正背对我站着，手里举着本磨破封面的电报码本。他缓缓转身，脸隐在阴影里，只露出下巴上那颗带痣的胡茬，和父亲照片里三十年前的模样分毫不差。
我僵在原地，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盖过了老人翻书的“哗啦”声。他举起码本，泛黄的纸页上用红笔写着新的数字：0314（想）、2659（你）、4107（回）、最后是一串新的编码：——父亲的忌日。
“闺女。”老人开口了，声音像生锈的弹簧，“帮我发封电报吧，就说……”他向前迈出半步，中山装的口袋里掉出半张照片，边角卷曲的合影上，年轻的父亲搂着穿藏青衫的老人，背景是邮电局的绿色铁皮柜。
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反复念叨的“对不起”，想起他枕头下藏着的旧电报稿，想起李阿姨说老分拣员“走的时候怀里抱着电报码本”。当老人的影子即将笼罩在我身上时，阁楼的木质楼梯突然发出“轰”的断裂声，他的身影瞬间消散，只剩码本“啪嗒”落在地上，最新一页用红笔写着：“1992年10月15日，我替你收了那封没发出的‘对不起’。”
如今每次经过走廊，我都会在11点03分前打开门。有时会看见码本静静躺在门口，上面多了几行新的数字，译出来是老邮电局的陈年旧事，或是父亲年轻时偷学发报的糗事。李阿姨说我脸色越来越差，劝我搬家，可我知道，有些未说出口的话，需要跨越二十年的时光，才能在午夜的门环声里，慢慢拼成完整的句子。
昨夜码本上的新数字是：0421（等）、5301（你）、0000（归）。我摸着纸页上深浅不一的笔痕，忽然听见头顶传来轻微的“嘀嗒”声，像老式发报机在发送摩尔斯电码，而这次的节奏，分明是心跳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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