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据《杜氏新书》记载：杜恕小时候和冯翊的李丰都靠父亲的职位担任官职，两人从小关系很好。等到长大成人后，李丰磨砺自己的名声和品行来追求世人的赞誉，而杜恕却性格豁达，直率真诚，和李丰的志趣完全不同。李丰最终名扬一时，京城的士人大多为他奔走宣传。但当权者中有人认为李丰的名声超过了实际，而杜恕却像穿着粗布衣服却怀揣美玉的人一样，不被人重视。因此，李丰和杜恕的关系逐渐疏远。杜恕也顺其自然，不刻意追求名声来迎合时俗。李丰凭借显赫的地位在朝廷任职，杜恕却依然在家过着平常的日子。明帝因为杜恕是大臣的儿子，提拔他担任散骑侍郎，几个月后，又转任黄门侍郎。
杜恕为人真诚质朴，不善于修饰自己，年轻时也没有什么名声。等到在朝中任职后，他不结交党羽，一心为公。每当政事有得失时，他总是引用纲常伦理来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非常器重他。
当时从公卿到下面的官员都在讨论国家的利弊得失。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命传达六条政令，以清静无为着称，威风远扬。现在可以让他们不再领兵，而专门负责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于是杜恕上疏说：
“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莫过于让百姓安居乐业；而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在于使国家富足。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就是致力于根本，节约用度。现在两个敌对势力还没有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武将们施展才能的时候。然而，那些文官们，却也纷纷羡慕武职，慷慨激昂地谈论兵法，以孙武、吴起为榜样。州郡的长官们，也都忽视了体恤百姓的政务，而专心研究军事。种田的百姓，都纷纷放下农具，去从事战争。这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国库每年都在亏空，而制度却越来越繁杂；百姓的精力越来越衰弱，而赋税和劳役却越来越多，这不能说是节约用度。现在大魏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却继承了战乱后的破败局面，计算一下人口，还不如过去一个州的百姓多。然而，两个地方的叛逆势力还在反抗，北方的外族还没有臣服，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战乱，几乎环绕了整个国家。我们用一个州的百姓，去经营九个州的土地，其艰难程度，就好像用一匹瘦弱的马去长途跋涉，怎么能不加倍珍惜它的体力呢？以武皇帝（曹操）那样节俭，国库充实，尚且不能在十个州都驻扎军队；每个郡尚且不能超过二十个。现在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等边境各州都有军队驻扎，我们所依靠的，内部充实国库、外部抵御外族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以前认为州郡的长官掌握兵权，就会专心于军事功劳，而不致力于民事，应该另外设置将领和太守，来完成治理政务的任务。然而陛下又在冀州重用吕昭。冀州人口最多，田地大多已经开垦，又有桑树和枣树的收益，是国家征收赋税的来源，实在不应该再让他们承担军事任务了。如果北方确实需要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去镇守。计算一下设置官员和士兵的费用，和兼任官职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吕昭在人才中还算容易找到的；朝廷如果真的缺乏人才，兼任官职的人也不会太多。由此推断，可知国家是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政治就会公平，诉讼就会合理；政治公平，百姓就会富裕；诉讼合理，监狱就会空虚。陛下即位以来，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有一百多起，年年增加，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起。百姓并没有增加，法律也没有更加严厉。由此推断，这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地方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去年牛死了，全国平均十头牛中能损失两头；小麦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种还没有开始。如果两个敌对势力还在边境徘徊，运输粮草，千里之外也来不及。追究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在于加强军事力量吗？武士和精锐的士兵越多，越多就越麻烦。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只要腹腔和心脏充实，四肢即使有病，终究没有大患。现在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腔和心脏。因此，愚臣恳切地希望这四个州的长官，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业，来承担四肢的重任。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冒犯皇帝的意愿难以实现，众人的怨恨难以积累，似是而非的事情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以来没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地位低微、被疏远；地位低微、被疏远的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如果让好的建议一定出自皇亲国戚，皇亲国戚本来就不会冒犯皇帝的四难来寻求忠诚和关爱，这是古今以来经常遇到的忧虑啊。”
当时朝廷又在大规模讨论考核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杜恕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如果所关注的不是所应关注的，所关注的也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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