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明光蜷缩在党家院子东厢房的土炕上，棉絮里的虱子顺着破洞爬出来，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觅食。窗外的梨树早已枯萎，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发出呜咽，像极了祁连山上马家军骑兵的嘶鸣。他摸出藏在枕头下的红星，边缘的弹孔里还嵌着褐色的血迹——那是在梁平机场被监工枪击留下的。 "二伯，喝药了。"秀兰端着黑陶罐进来，裤脚沾着冰碴。十四岁的女孩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天天不亮就要翻两座山去采药。党明光望着她冻得通红的小手，想起当年在河西走廊，自己也是这样给伤员换药的。 药汤入口的瞬间，党明光剧烈咳嗽起来。鲜血溅在粗瓷碗里，像红梅绽放在雪地里。秀兰吓得陶罐脱手，药汤泼在炕席上，蒸腾起苦涩的雾气。
“别怕，”党明光艰难地笑了笑，“二伯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几天......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血沫子染红了被角。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党明光的身体状况显得格外脆弱，他躺在那张破旧的土炕上，棉絮中隐藏的虱子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虚弱，纷纷从破洞中爬出，在他那瘦弱的胸膛上寻找着食物。窗外的梨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曳，发出的声音宛如祁连山上马家军骑兵的嘶鸣，让人不禁联想到战争的残酷。党明光从枕头下取出那颗红星，那颗带有弹孔的红星，边缘还残留着褐色的血迹，那是他在梁平机场被监工枪击后留下的痕迹。
在一个宁静的午后，聋子侄儿光铭突然急匆匆地冲进了屋内，他用手势比划着，试图传达某个紧急的信息。党明光仔细观察着光铭的手势，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原来是工作队长到访了。他立刻想要起身迎接，但光铭却用力地按住了他。虽然光铭听不见任何声音，但他的力气却大得惊人，让人难以抗拒。 “党明光！”工作队长的呼叫着他的名字，继续道：“听羊县长说你也参加过红军，你们这个院子还为红军加工过军粮。你哥和他的聋子儿子，当过运输队，你嫂子也给红军煮过饭，都算是为革命做过贡献。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工作队也照顾你们，给你们家定的是贫农。是我们党在农村依靠的骨干阶级。但你们家里就你大哥大嫂侄子侄女加你共五人，按人均分配一人一亩水田，两亩山地。从王家沟到瓦儿沟上下两条路之间的荒山也归你们。也就算是对你们一家的最大照顾了。还有耕牛农具这些你们家不出不进，维持现状。但你们只有五口人，不能住这么大一个四合院，虽然破烂但也是四合院，只要好好维修一下还是可以居住的。工作队研究决定，从堂屋划条中线到正大门，右边两个转角四个小二间由党明金党明光一家五口居住。左边两个转角四个小二间划给你们另外一个堂弟党明友一家居住。堂屋院坝与出外大门摆马梯公用。听明白了吗？”党明光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接着，工作队长一脸严肃，话锋一一转说：“我们也接到举报，说你在为国民党蒋介石修机场，你哥也为国民党修机场修公路背送过粮食，工作队研究认为可能是被迫的，不予追究。但以后必须引以为戒，如有残留的国民党的东西必须上交销毁。”
见党明光咳嗽得厉害，工作队长自言自语地说：“羊县长还说过，你们这个党家院子只能使用和维护，不能毁损和拆除，以后还要保护起来。羊县长已经调到专区任专员了，马上来个新县长不知又是什么要求。上次在县上开会，听说当年驻过红军的地方有几千处，能保护得过来吗？”
工作队长临行前，犹如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郑重地递给党明光，仿佛那页纸承载着无比重要的使命，说道：“这上面记着两个人的地址。羊县长羊专员交待说，一个是她在专区的地址，另一个是肖英的地址，肖英同志已经改名刘英了，如今她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在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职位上。你若有什么情况和要求，皆可给她们写信。她们或许能如春风化雨般，为你排忧解难。”
党明光的身体如遭雷击般猛地一颤，肖英，那个在川陕苏区如巾帼英雄般的妇女部长，独立团副团长。如今已然是位高权重，宛如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党明光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声音仿佛风中之烛，摇曳着，随时都可能熄灭，艰难地说道：“我如今这副模样……实难再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了……”工作队长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如同孤独行者般的长长背影，在黑暗中渐行渐远。
当天夜里，党明光同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刘英写信。钢笔尖在粗糙的草纸上颤抖着，仿佛一个孤独的舞者，在这寂静的夜晚独自起舞，又仿佛回到了在永昌县城写战地日记的那个夜晚。当他写到“西路军幸存者不足百人”时，窗外突然传来猫头鹰的哀鸣，那声音如泣如诉，似乎在为那些牺牲的战士们哀悼。这时，“二伯，该喝药了。”秀兰端着药碗走了进来，她看到信纸上的泪痕，犹豫了一下，说道：“要不……”“不用。”他折好信纸，那信纸仿佛承载着他的千言万语，对秀兰说：“替我交给羊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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