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不过是个什长罢了，这样的军职，也不可能参与什么军事机密。不过，他的讲述和青州军探明的情报结合起来，倒是可以印证一些东西，一些青州军高层一直在怀疑，却无法确认的东西——袁绍的后勤也出现问题了。
乏粮，这是乱世中永恒的主题，战乱对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的同时，还加剧了消耗，入不敷出是应有之义。
而粮草供应，对战争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单就历史上，三国时代的诸多战役中，粮食对战争的影响，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最出名的就是官渡之战中，曹操突袭了袁绍的粮仓——乌巢，从而奠定了战争的胜利。持续性最强的则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除了第一次是被张颌破了介亭，战略上有了不得不退的理由之外，其余的几次，几乎每次退兵都是因为乏粮。
此外，还有吕布和曹操的东郡之争，公孙瓒和袁绍的河北之争，最后失败的，都是后勤供应存在问题，但武力更强势的一方。
王羽在连战连捷的情况下，采取了回避敌军锋芒，诱敌深入的策略，同样也是出于田丰的提醒，以及对后勤供应的担忧，同样的原因。
青州后勤压力大，但冀州就会轻松吗？
在战火几乎席卷了冀州全境的背景下，虽然冀州仓储丰厚，但从界桥之战开始，先后动员了近二十万军力的袁绍，又岂能一点压力都没有？
青州方面不确定的，只是袁绍的后勤压力到底有多大而已。
现在，通过李响的讲述，真相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袁军的后勤压力由来已久，而且不是因为冀州的仓储量不足，而是因为袁军的作战重心一直在反复变更。
河北大战正式开打前，袁绍居于守势。他一方面要做好正面决战的准备，另一方面还要在后方囤积重兵，防备公孙瓒轻骑迂回，横施突袭。所以，当时冀州钱粮除了例行的送往邺城之外，也在向各郡的郡城输送，特别是位于前线的几个郡。
所以，除了清河、阳平、安平、邺城之外，剩余的几个郡都只留下了最低限度的钱粮储备和兵员。这也是黑山军出兵后，纵横安平、赵国，无人可挡的主要原因。
兵寡，战力就弱；粮少，动员能力就差，两者结合，自然就只有被人披靡的份儿了。
界桥获胜后，为了保持攻势，冀州的储备开始重点向清河、安平输送，以保障麹义的五万大军顺利进兵。
结果，龙凑之战，五万大军灰飞烟灭，作为后备的张颌也先赢后输，招致了联军的权力反扑，丧失了战斗力，只能困守孤城，青幽联军横扫安平、清河两郡。先前的投入全打了水漂，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袁绍的损失惨重至极。
其后的战局，也是一直保持着跌宕起伏的节奏。
从最初的苦守，到其后的四面合围，再变成在清渊决战，后来又改成了以清渊为基地，持久作战，最后则演变成了追击战，袁绍的反攻策略一变再变，战略重心和屯粮之所，自然也随之变化。
而屯粮这种事，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几项策略当中的战略重心都不一样，屯粮之地自然也不尽相同。袁绍之所以在清渊没有找到战机后，就将策略改成了相持作战，除了颜良败亡的打击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粮草供应上出现了困难。
在冷兵器时代，很少有人有意愿和能力发动远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在运输途中的损耗。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就很形象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若单靠民夫背，一人背六斗，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到八十斤的粮食，民夫每天吃两斗，顶多也只能走上三十六天。假设运粮队一天能走上三十里地，粮尽之时，差不多正好一千里。千里馈粮，到了终点，也就剩个袋底儿了。
用车马装载效率当然会高很多，不过损耗同样少不了，牛马牲畜吃的可比人多。再考虑到疾病和意外因素造成的减员等影响，以及天气变化对行程的延误，以及民夫运粮抵达后，还要返回，粮食运输对诸侯们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袁绍虽然很富，却也架不住他这么折腾，除了邺城之外，他的战略重心一变再变，屯粮之所换来换去，但是路上民夫的消耗，就相当惊人了。
此外，从张燕出兵开始，冀州境内的治安一下就变得糟糕了很多，运粮还得加派兵马护送，这再次加重了袁绍的负担。
最后，袁绍不但兵多，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客军。
除了刘岱没过河与袁军会师，是只带干粮之外，其余的几路盟军，都是只带嘴来的。光吃还不算，通常来说，客军在异地作战，为了保持士气，避免士卒因思乡等原因士气低落，时不时的就得打赏，甚至要发双倍的军饷，这笔钱，袁绍自然也责无旁贷。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王羽先后击退刘岱和曹操，大振声威之余，也给冀州削减了一部分后勤压力，足足少了五万张嘴，简直是个无底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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