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坐两个小时，还是挺难熬的，于是林淼很不讲规矩地下楼刷了一套题，等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外又多了七八个小孩。然后很是无奈，先给每个人发两百块钱，再一口气写七八张奖状，全都打发走后，教室里已经空掉小半，不过时间也只剩二十来分钟了，还坐在教室里没走的孩子，要么是已经写完了，趴在桌上打盹，要么是仍然在奋笔疾书，非要多写几个字以显示自己的功力，还有寥寥几个，则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一看就知道是写不出还非要垂死挣扎，二十分钟，手写，哪怕思如泉涌，撑死了估计也就四五百字。
林淼看得心中暗叹，这些孩子这么努力，可总有些人，最算再努力，最后也只能拿个二等奖。
说是全市一起投票，但人性是自私的，除了参赛小孩的家长，谁还会为他们奔走投票呢？而相比体制外的普通家庭和体制内的干部家庭相比，谁又更有能力，发动更多的同事、亲戚、朋友，特地为了别人家的孩子，剪下报纸，填好资料，寄信投到《红苗》的编辑部呢？
其实不放开投票的话，普通人家的孩子，反倒更有希望被林淼这些评委选上——而在目前的“公平环境”下，这回要不是林淼已经内定了三个非领导家的孩子入围一等奖，或许这次规则一出，10个一等奖和10个二等奖的获得者，家里定然全都是非富即贵。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彭二月来参加比赛，先走通林淼的路子，让他一路杀进最后的总决赛，总决赛淘汰掉一半人后，进入最终阶段的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市公开投票环节，只要老彭愿意，他完全可以发动手底下十几个工厂的几万名工人为彭二月投票，无非就是再多买几份报纸而已，一份报纸一块钱，老彭出得起这个钱，也出得起这个人，试问真的放开了，全市谁能干得过小月月？林淼自己都做不到！
而且这次投票，为了公平起见——对，还是应广大“坚决打倒林国荣份子”的要求——投票过程是记名的。但是可以一人多投。也就是林淼如果喜欢的话，大可以自己买二十份报纸，给最终入围的二十个选手，每个人都投上张一票。
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家庭的孩子，相当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处拉票。
毕竟机关单位同气连枝，你给某局长的孩子投了，怎么能不给某主任的孩子投呢？既然连某局长和某主任家的孩子都投了，那顺便就给某处长家的孩子也投一个吧！人之常情，合理合法，无可指摘嘛！至于报纸的成本，机关单位里别的不多，报纸这种东西，真的是人手一份，再不济，掏几个钱买上几百块总没问题吧？为了孩子的能上好学校，外国语初中一年一万的学费都掏得起，谁还差这点钱啊？！
而反过来看普通人家的孩子，面对这种“公平”的投票环境，显然局面就很被动了。
首先他们的家长未必能拉得下脸，去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到处跑来跑去，请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帮忙投票，其次就算他们全家的亲戚朋友都搞定了，朋友的朋友却未必能搞定，不像机关里，随便走进一同楼，只要认识这栋楼的大领导，那么这整栋楼就会全都变成“我的朋友”；
第三个，求人是要花时间的，而这次投票，只给了全市一个星期。从周一开始，截止周六结束，周日就公布结果，看似时间充裕，但对普通家庭来说，大家都要上班，能利用的时间就只有晚上，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一个晚上能找到两三户人家帮忙就很不容易了，加上单位里要好的和不要好的同事，数量其实也相当有限，和别人家动辄包一栋楼相比，效率上纯属螳臂当车，数量级上更是杯水车薪。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普通家庭未必能狠得下心，去承担这次投票的经济成本。
像黄高伟这样的孩子，全家一个月的收入可能也就千把块，但拉票的话，报纸要钱，信封要钱，邮票要钱，一套下来最便宜算一块五，纵然能求爷爷告奶奶拉到五百票，成本就已经七百五了，而且还不见得能选上，选上了也不一定最终就能进东瓯中学，毕竟林淼已经事先告知，只是“有限录取资格”，而非“绝对保证录取”，如果他中考只考了五百多分，想必就算东瓯中学的校长再惜才，恐怕也下不了狠心录取他。让一个算上体育30分和开卷考试100分，最后总算却只拿了五百多分的孩子进东瓯中学，那不是救他，是害他。
讲真，收进来的话，可能连最低要求的教学进度都跟不上……
所以哪怕孩子再才华横溢，一旦放开限制，普通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反倒要面临更大的不公。
但满大街的正义之士们，是不会理会这点的。
反正他们自己的孩子，又不参加比赛……
林淼更加阴谋论地想，这群正义之士，搞不好就是被人收买的，打着正义和道德的旗帜，目的却是为给权贵家庭制造更好的“社会公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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