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王李世民在中原战场全力围攻洛阳王世充之际，唐高祖李渊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割据长江中游的萧铣。此间，李渊进行了一项关键的战略部署，派遣赵郡王李孝恭和李靖前往帝国的西南方向的信州地区，执行平定南方的重要任务。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初二，朝廷正式下诏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作为南征萧铣的战略基地，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其核心驻地应在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扼守着进出四川盆地的长江三峡咽喉。
这一更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唐高祖李渊在开国初期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调整、重塑统治秩序的重要一环。早在武德四年之前，唐朝已对隋朝遗留的诸多州郡名称进行了系统性的更改，其动机或为恢复汉魏古名以示正统，或为避讳、消除前朝印记，或因地理认知变化而调整。其中，在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620年）间，朝廷对原隋朝郡（炀帝时改州为郡）或州名进行了若干关键性改动。
比如此前改隋襄国郡为邢州， 隋襄国郡（治今河北邢台）在武德元年被改为邢州，此名承袭自北周时期的邢州，既恢复了历史称谓，也标志着对该地区控制的确立。改隋弘农郡为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陕州之名源于西周“分陕而治”的典故，历史悠久，唐朝以此取代隋朝郡名，强化了其作为关中门户的战略地位。改隋太原郡为并州， 作为李唐起家的龙兴之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这一改动不仅回归了北周、北齐以来的传统州名，更凸显了该地区对唐朝的特殊重要性。改隋上党郡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在武德年间（具体时间应在元年至二年间）被改为潞州，同样采用了北周时期的旧称。改隋信都郡为冀州， 隋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在武德二年（619年）被改为冀州，恢复了汉晋以来对河北中部核心区域的传统称谓。
这些更名举措，大多发生在唐朝建立的最初两三年内，是李渊政权在削平群雄的同时，致力于清除隋朝行政痕迹、构建自身统治象征体系的重要步骤。它们体现了唐朝力图恢复“州”制（取代隋炀帝的“郡”制）、并倾向于采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或地理标识意义名称的倾向。
然而，武德四年正月初二信州改夔州之举，则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战略意图。它并非单纯地恢复古名（历史上该地曾名信州、夔州），而是直接服务于当时正在全力推进的统一战争，即由李孝恭和李靖主持的平定萧铣之役。朝廷选择在此时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提升为总管府驻地，正是为了强化此地作为南征大本营的军事色彩和权威性，为即将发起的三峡东进、直捣江陵的灭梁战役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铺垫。
因此，相较于之前对邢州、陕州、并州等地的名称调整更多体现制度性复位，信州改夔州则是一项目光锁定南方割据势力、充满进取意味的战略性命名行动，成为唐朝统一大业中一个关键性的地理坐标转换。
因此，当时李孝恭与李靖肩负的任务非常明确且重大，他们需要为消灭割据荆楚的萧铣政权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李靖首先向身为宗室重臣的上司李孝恭献上了精心筹划的“取萧铣十策”，尽管“取萧铣十策”原文未完整流传于正史，但通过《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对李靖平定萧铣战役全过程及其军事思想的详细记载，笔者经过分析，大概可以还原出这十条计策的核心内容与战略精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环环相扣、攻心伐谋的灭梁方略：
第一策：先固根本，稳控巴蜀。 首要之策是确保作为进攻出发地的巴蜀地区绝对稳定。李靖建议李孝恭以怀柔与威慑并施之策，征召当地部族酋长子弟入幕府任职，“量才授任”以示恩宠，实则作为人质，彻底消除后方潜在叛乱风险，保障兵源、粮秣供应无虞。
第二策：大造舟舰，精练水师。 鉴于萧铣拥有强大水军且控制长江天险，李靖力主在夔州（原信州）大规模建造适应三峡航行的各类战船，并严格训练士卒水战技能。这是克服地理障碍、掌握长江控制权的物质基础，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一切进攻计划皆为空谈。
第三策：择机而动，乘懈而击。 李靖精准预判萧铣政权的内部危机。他主张等待最佳战机——利用萧铣为防将领割据而“罢兵营农”导致江陵空虚的致命失误，以及长江秋汛（水势利于顺流东下）的有利天时，突然发起进攻。此策强调以静制动，一击必杀。
第四策：集中精锐，速战速决。 针对唐军劳师远征、后勤压力巨大的现实，李靖提出必须集中最精锐的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捣核心，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强调初战即决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瘫痪萧铣的中枢。
第五策：出其不意，三峡奇袭。这是十策中最具胆略的战术核心。李靖力排众议，坚持在萧铣认为三峡水险、唐军绝不可能在汛期冒险的认知盲区，亲率轻锐舰队趁江水暴涨之机，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势，强行突破瞿塘峡等天险，打乱萧铣的沿江防御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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