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刘知远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招揽人才，扩充军队，加强与地方势力的合作，逐渐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强大势力。这种势力既不依赖于后晋，也不屈从于契丹，成为了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
刘知远的这种蛰伏并非毫无目的，他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清楚地认识到，在那个乱世之中，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地盘，才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等待着历史赋予他的机遇。
二、“顺势而为”的夺权策略
（一）契丹撤离后的权力真空
947 年，契丹军队在耶律德光的率领下第三次大规模南侵。这一次，契丹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开封，灭了后晋。
然而，契丹对中原的统治并未如他们所愿那般顺利。由于契丹军队的烧杀抢掠和残酷统治，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的起义军纷纷崛起，对契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使得契丹的统治陷入了困境，难以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耶律德光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他率领军队匆忙撤离中原，返回北方。耶律德光的撤军速度之快，甚至连契丹内部的一些将领都感到意外。
随着契丹的撤离，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时期，战乱刚刚平息，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各地的军阀和割据势力趁机崛起，纷纷争夺地盘和资源，企图在混乱中建立自己的政权。原有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地方上的官员和将领们各自为政，导致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面对这样的局势，各方势力都在寻求建立新的政权，以填补这权力真空。后晋的旧臣们有的希望能够恢复后晋的统治，有的则试图投靠新兴的势力，以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地方上的豪强和军阀们则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一方；而一些有识之士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繁荣的新政权，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原人民。
在这个关键时刻，刘知远敏锐地察觉到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他凭借着自己多年在河东地区的经营和发展，拥有了雄厚的兵力、财富和地缘优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成功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么就有可能在中原大地上成就一番霸业。
因此，刘知远果断地做出了称帝建国的决定，利用契丹撤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崛起，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政治宣传与合法化策略
刘知远深知，要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权，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的支持，赢得民心，才能够真正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此，刘知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和合法化策略。首先，他在称帝时，选择了继承后晋的法统，沿用后晋的年号“天福”。这一举措表明他与后晋的联系，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兴政权，而是在后晋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获得后晋旧臣和百姓的认可，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
其次，刘知远注重拉拢汉族士大夫阶层。他深知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他尊重汉族的传统礼仪和文化习俗，重用一些有才学的汉族士大夫担任重要官职，为后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出谋划策。例如，他任命了一些着名的文人学者担任翰林学士等职务，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文化建设。这些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参与，为后汉政权注入了文化的活力，也提高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此外，刘知远注重民生，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够稳固。因此，他下令停止契丹时期的一些苛捐杂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刘知远也注重招抚流亡百姓，安置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他还加强了对地方的治理，派遣官员到各地安抚百姓，整顿社会秩序，打击盗贼和奸佞之徒，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百姓对他的政权逐渐产生了信任和认同，为后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刘知远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胜利者姿态，以此增强新政权的威望和凝聚力。在契丹撤离中原后，刘知远迅速发兵，收复了一些被契丹占领的地区。他的军事胜利，不仅彰显了新政权的军事力量和统治能力，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决心。通过这些对外战争的胜利，刘知远成功地提升了新政权的威望，增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百姓们看到了新政权有能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从而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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