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方面，唐朝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格局。佛教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许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纷纷兴起，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也受到了唐朝统治者的尊崇，被视为国教。此外，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在唐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不同宗教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二、安史之乱的爆发
（一）安禄山的崛起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柳城的胡人家庭，他的崛起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凭借着自己的狡黠和对唐朝官场规则的精通，安禄山通过阿谀奉承、贿赂官员等手段，逐渐获得了唐朝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他深知唐朝统治者喜好边功，便主动请缨，多次参与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并凭借虚报战功等手段，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同时，安禄山作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大量的军队。在唐朝的军事制度下，节度使既负责军事指挥，又掌握着当地的财政和民政大权，这使得安禄山在地方上拥有了极高的权力和影响力。他善于利用士兵对胡人的敬畏和崇拜心理，通过赏赐财物、给予优厚待遇等方式，赢得了士兵的忠诚和拥护。据史料记载，安禄山的叛军中包含了大量的契丹、突厥、粟特等少数民族士兵，以及一些对唐朝统治不满的汉族士兵和流民，这些人为他的叛乱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二）叛乱的导火索
虽然安禄山势力不断膨胀，但唐朝前期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荣，国家局势相对稳定。然而，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导火索。
唐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贵族、官僚和富商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兼并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据记载，唐玄宗时期，贵族和官僚的田庄遍及全国，少者数顷，多者数十顷甚至上百顷。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他们不仅要忍受沉重的高利贷剥削，还要面临官府的赋税徭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也对唐朝的军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府兵制下，士兵来自均田农民，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地位逐渐低下，逃亡现象严重，府兵制无法继续维持。于是，唐朝开始推行募兵制，招募士兵入伍。募兵制虽然解决了军队的兵源问题，但也导致了军队与将领关系过于紧密，形成了地方军事势力。这些将领在地方上拥有广泛的军队和势力，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安禄山与朝廷内部势力（如杨国忠）之间的权力争斗激化，成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杨国忠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族兄，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重用，身兼多个重要官职，权势熏天。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安禄山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杨国忠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进谗言，诬陷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安禄山也察觉到杨国忠的敌意，为了自保，决定起兵反叛。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叛乱。他集结了 15 万叛军，南下进攻唐朝。由于唐朝内地长期没有战争，军备松弛，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大片领土。叛军先后攻占了洛阳、长安等重要城市，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打击。
（三）初期叛军的进展
叛军初期进展极为顺利，凭借其精良的装备和勇猛的战斗力，唐朝的防御体系迅速瓦解。唐军在面对叛军的突然袭击时，显得措手不及，无力抵抗。
唐玄宗在得知叛乱爆发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抵抗。他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洛阳募兵抵御叛军。封常清在仓促之间招募了 6 万士兵，这些士兵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精锐叛军，很快就被击败，洛阳失陷。洛阳作为唐朝的东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失陷使得唐朝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局面。
随后，唐玄宗又命高仙芝为副元帅，驻军潼关，抵御叛军西进。高仙芝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深知叛军势力的强大，在潼关坚守不出，采取防守策略。但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建议，担心高仙芝拥兵自重，强令高仙芝出战。高仙芝无奈之下只得出兵，结果在一场激战中被叛军打得大败，自己也惨遭杀害。
哥舒翰接任高仙芝的职位后，继续在潼关坚守。他利用潼关的险要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效地阻止了叛军的西进。安禄山见一时无法攻破潼关，企图采用分兵袭击后方、断绝粮道等策略，迫使哥舒翰投降。然而，哥舒翰坚守不出，使得叛军始终无法突破潼关防线。
三、安史之乱的转折与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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