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当国史完成并被刻在石碑上公之于众后，其中关于北魏皇室的一些内容触怒了太武帝。太武帝认为这些内容有损皇室的尊严和形象，盛怒之下，下令将崔浩等人逮捕，由此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国史之狱”。
在这场危机中，高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崔浩是修史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朝廷中地位显赫、影响力巨大。而高允只是参与修史的一员，从官职和地位上来说，远不及崔浩。但高允并没有为了自保而推诿责任，他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在修史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
太子为了救高允，提前找到他，教他在太武帝面前避重就轻，只承认自己做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试图减轻处罚。但高允却拒绝了太子的好意，他坚定地说：“编纂国史是一件严肃的大事，应该实话实说。我既然参与其中，就不会逃避责任。如果为了活命而说谎，我将有愧于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历史。”
在太武帝面前，高允如实陈述了自己在修史中的工作和想法，他条理清晰，言辞诚恳，没有丝毫的慌乱和隐瞒。他的真诚和勇气最终打动了太武帝，太武帝不仅赦免了高允的死罪，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其他人的处罚，使更多人免受牵连。高允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他的担当和对真理的坚守，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辅佐数帝，直言不辍
文成帝登基后，高允因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受到重用。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百废待兴，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尖锐。高允深知此时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百姓需要安居乐业，于是，他多次针对朝廷的不合理举措进行直言进谏。
当时，朝廷的赋税过重，百姓们辛苦劳作一年，所得的大部分都被征收，生活十分困苦。高允向文成帝指出，过重的赋税不仅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生活贫困，还会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长此以往，将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他建议适当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富。文成帝听取了高允的建议，对赋税制度进行了调整，百姓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除了赋税问题，高允还关注到当时劳役频繁的现象。大量的百姓被征调去服劳役，导致农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高允再次进谏，他痛心疾首地向文成帝描述了百姓的苦难：“百姓们背井离乡，去服繁重的劳役，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无人照顾，农田荒芜，粮食减产。这不仅让百姓们生活艰难，也对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他请求减少不必要的劳役，让百姓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在高允的努力下，文成帝对劳役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使得国家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后来，高允历经献文帝和孝文帝两朝。在这期间，他依然不改刚正本色，在朝堂上直言各种政策的利弊。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时，高允积极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对北魏国情的深刻了解，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建议在文化教育方面，推广汉族的经典着作和礼仪制度，培养更多精通汉文化的人才；在政治制度方面，借鉴汉族的先进经验，完善北魏的官僚体系。他的这些建议，为北魏的政治改革和汉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五、生活作风，清正廉洁
高允虽身居高位，但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与当时贪污腐败的官场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家中陈设简陋，没有豪华的家具和珍贵的装饰品。墙壁上挂着的是他自己书写的诗词，简单而又充满韵味；屋内的桌椅板凳，虽然陈旧，但被擦拭得一尘不染。他的饮食也十分简单，粗茶淡饭，从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他常说：“生活的富足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
在当时的北魏官场，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许多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他们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生活奢靡无度。然而，高允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不与这些腐败官员同流合污。
有一次，高允的一个亲戚找到他，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高允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严肃地对亲戚说：“官职是为国家和百姓服务的，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你有能力，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凭借真才实学为国家效力。依靠我的关系得到官职，不仅会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会让你失去锻炼自己的机会。”他不仅拒绝为亲戚谋取私利，还经常教导家人要廉洁奉公，不要贪图钱财和权力。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人都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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