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进入大清官场的文人士子，可是饱读四书五经，对于这样的制度可不陌生。
他们原以为禅让制早已经死去了，特别是在王莽新政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过禅让制，公天下完完全全成为了家天下。
可他们在法兰西的见闻，如同朝圣者一般，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那就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民百姓也应当参与政治之中。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虽然他们还是支持士农工商阶级。
但法兰西的壮大也是他们亲眼所见到的，不光是平民商人，培养出来的市民阶层，权力也不断地在扩大，而且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而不像大清，即便饱读诗书的书生，官员们动动手指就能弄死。
王引之应该革除陋弊，推陈出新，学习借鉴欧洲的这种禅让制度，以及各类的委员会制度。
推行他们梦寐以求的民治。
但大清的官员，如阮元可不这样认为，“这大逆不道，皇权乃是天下一家之主，国岂能无君！”
然后进行大量地批判。
“你们瞧瞧如今的法兰西巴黎，可是一团乱麻，若一国没有君王，各个官员也都是为自己办事，
人性本贪，一切都会为自己利益而行，这可就乱了调子，谈何公平而言，但若有国君在，便可谋定而大兴之。”
“但上古圣贤，尧舜禹夏，这个莫不是百姓推崇出来，君王禅让，使得百姓走出愚昧，走向繁荣壮大，
若无他们铺垫，何来的夏商周？且瞧瞧当今，皇权在上，百姓在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引之也是据理力争。
他觉得权力应当靠自己去争取。
随后他们便争论起来。
但在唐藏看来不过是权力分配问题，无非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君王所有，还是集中在人民选举出来的团体。
但唐藏分析两人所代表阶级的思考方式，确实各有各的道理。
他此刻想到了中庸，也想到了阴阳，两者之间某一方走向极端，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只能取其中，保持两端的平衡。
对于这样的讨论，法兰西公民议会也表示喜欢，因为他们喜欢哲学，也喜欢制度，更喜欢跟人探讨辩论。
但此时的法国并不适合留人。
唐藏待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
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左翼集团——吉伦特派，他们希望用暴力战争，推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吉伦特派相信对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庇护“流亡者”的王公作战。（这也意味着与奥地利交战，因为利奥波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将会促使国王在法国与其敌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表明自身态度，从而倒逼进一步的改革。
法国将会大幅改变此前温和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右翼的“法耶特派”预计一场冲突将迫使保皇派，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
去镇压巴黎的极端革命党从而巩固王权，因此他们党派也积极支持开战。
而被关押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借助外来势力消灭本国的革命力量，居然请求国会允许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
所以此时法兰西国内一片混乱。
而身为神圣罗马帝国中心的奥地利，又被战争的阴霾笼罩，他可是刚刚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署了和平协议。
又因为法国的革命，扬言废除君主立宪，完完全全地动摇皇权，使得各神圣罗马帝国里的邦国成员纷纷加入战场。
其中主心骨是奥地利与普鲁士。
宣称法国革命是整个欧洲的共同敌人。
唐藏并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只是觉得这国家将要动荡混乱，又无奈地来到了“加来”。
甚至准备好前往敦刻尔克。
等他了解欧洲的形势情况，就发现一团乱麻，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混乱。
关文星来到他的旁边询问，“首长，我们要离开吗？法军向奥属尼德兰的进攻却遭到失败，
我们可是得到英夷的消息，不伦瑞克公爵什么……费迪南德出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这位公爵扬言帮助法兰西恢复‘君主的权力’，严惩乱党，我看又有一场大战了，可能会很危险。”
唐藏摇头拒绝，“我们要看看，所谓的欧洲实力如何？冒着风险也要一窥究竟，若不然下一次要等许久时间。”
他要评估欧洲的战力情况。
毕竟能维持大量的殖民地，军队的实力不会差到哪去。
风云变化。
7月11日，
法国国民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
1792年7月25日。
卡尔·威廉·费迪南德公爵在科布伦茨发表“不伦瑞克宣言”，以威胁性的语言宣布，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及王室受到伤害，将“毁灭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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