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泊之后，胡文霆一行总算抵达了位于关外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宁远。因为大凌河筑城一事，牵涉到军政两方面，按照程序，胡文霆必须得先和此时的蓟辽督师孙承宗，以及辽东巡抚丘禾嘉进行一些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因此，胡文霆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必须把自己抵达辽东的第一站选择在宁远城。
说到这里，笔者顺便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此时辽东的局势，虽然朝廷或者胡文霆都还口口声声的说是到辽东公干，事实上，此时的辽东已经根本不能称之为辽东了，因为目前还真正控制在大明手中着的，仅有在后世被称为辽西走廊的附近一小块区域。
而辽河以东的大片区域及至整个辽东半岛都已经成为了建奴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辽河以西的广宁目前都已经控制在建奴手中了。因此，此时的辽东应该改称为辽西才更准确一些。
那为什么大明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大明在前期的几次大战中，大明都被建奴军队击败而造成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明代的卫所兵制度，使其和农耕经济有着极强的联系，这也使得明代辽东都司的卫所，都会集中在比较适宜农耕的地区。
在明代，受制于当时辽东都司辖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实际上绝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合于农业生产，别说是像后世一样成为商品粮基地了，甚至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比如在后世作为东北水稻重要产地的辽河平原，在明代受限于技术和人口，绝大多数地区不仅没有被开发为农田，甚至还是当时将辽东都司辖区分割为辽西和辽东的辽泽。
因此大明如果要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排水处理，显然，对于当时的大明朝廷来说，是不会有谁愿意干这种需要进行高投入，却不见得在短期内能有高回报的事情的。
去掉辽河平原一带，明代辽东地区的平原农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关内地区更近，并且易于开发的辽西走廊、辽河平原和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辽东的一些丘陵地区。
相应的，辽东都司下辖的卫所也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那么大明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肯定就会更有力一些，同时，一些利益集团在这些地方拥有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会尽力推动朝廷方面加大对这些地方在军事上的投入。
而位于辽东和辽西之间的辽泽地区，虽然在维系辽东地区稳定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大明朝廷却难以安排军队在当地进行屯田，更不用说建立卫所。
如果说只讲关于辽东都司的农业问题，还不能够很直白的说明大明在短时间内迅速丢掉辽东大部分地区控制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就会让辽东问题为何会迅速糜烂的原因变得更加直观一些。
用马克思哲学原理来表述，那就是因量变的不断积累，最终引发了质变，一切都是大明自身对辽东的政策所引造成的。
首先在人口数量上，在明初接手整个辽东地区，并建立辽东都司时，辽东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许多地方一样，当地都因为战乱的破坏和人口逃亡，造成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人口，再次出现了大量的流失。
与内地不同的是，此时的辽东地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军户，但是数量更多的是在金、元两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女真和高丽军户。因此对于辽东都司的人口问题，明代朝廷给出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即在原有的“高丽女直等夷之土着者不易其处”的情况下，从内地“始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
不过随之又出现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明代卫所军制的老大难问题——军户逃亡，在辽东都司同样也会出现。虽然辽东都司辖区在农业生产方面，条件要好于更北边的奴儿干都司和大宁都司，但和关内地区比较起来，此时的辽东都司，尤其是辽泽以东的辽东依然算得上是一片“苦寒”之地。
因此对于从内地被迁移到辽东的军户和百姓而言，这里自然不是什么能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从明初开始，辽东都司治下的军民屡有向内地逃亡的现象出现。
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登辽海道因为倭寇和海盗的侵扰而关闭，辽东百姓的逃亡也就迎来了一个高潮。
当然，明廷面对辽东都司的人口流失问题，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嘉靖年间，开始对辽东都司的行政进行改革，扩大文官职权，以此改变过去粗放的武官治理。
同时政府方面对辽东百姓进入关内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这些做法，最终都没能真正扭转辽东都司人口不断流失的不利局面。
既然通过从大明内部进行人口迁移的做法，无法维持辽东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由外部向辽东引进人口是否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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