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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