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意识看向安德鲁，后者察觉到他的目光，偏过头，极轻微地眨了眨眼，“你是基金的负责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它的诞生、它的初衷、它的每一步。把这些讲清楚，就够了。”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
两男一女，三位RDC的委员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位典型的腐国精英男气场的四十多岁男人，灰发梳得齐整，深灰色西装，浅蓝色条纹领带，面容严肃。
他身后是一位略微年轻些的棕发男性，戴着无框眼镜，有些面瘫，看不出什么来。
最后一位是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金发在脑后挽成严谨的发髻，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蓝色套裙，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
“上午好，诸位。我是奥布莱恩，这件案子的主任监督委员，这两位是我的同事，沃克先生，斯科特女士。”说完，示意几人，没有任何寒暄，直接走到会议桌另一端的主位坐下，另外两位委员分坐两侧。
“我们现在开始。关于指南针机会基金，编号......在其有限合伙人王铮先生及其关联公司涉嫌违法活动调查期间，基金运营的合规性、反洗钱义务履行，以及现有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请陈述。”
听证会就这么开始了。
最初的流程是公式化的：确认身份，说明听证会目的与程序，强调诚实陈述的义务。随即，问题如同精确制导的导弹，接踵而至。
三位委员的问题像手术刀，精准、冷静，直指核心，引用的法规条款信手拈来。
资金流入时的KYC程序具体执行到哪一步？
对王铮提供的银行资信证明进行了何种程度的独立核实？
盛镕作为主要经办人，其背景核查记录在哪里？引入这笔投资时是否提供了任何“特别”的保证？
基金现有的内部控制机制，基金现有的反洗钱流程具体有哪些？
在核心人员涉案后，如何确保有效运行而不影响“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原则？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藏着陷阱。承认调查不足，可能坐实失职，为盛镕辩解过度，又可能显得欲盖弥彰。
韩远征如同在惊涛骇浪中乘坐一叶小舟般颠簸，只能按照安德鲁事先的叮嘱，尽可能如实回答，承认在初期尽调中对离岸公司背景穿透存在“基于当时认知和资源的局限性”，强调基金在获悉相关调查后“立即主动配合并暂停一切业务”的积极态度。
回答中规中矩，偶有磕绊，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漏洞和矛盾。
而真正的攻防，发生在安德鲁和斯塔克那里。
但是，安德鲁的应对让韩远征暗自心惊。
他没有一味辩护或示弱，而是用一种近乎学术讨论的平实语气，阐述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初创期基金，在LP背景核查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与普遍做法。
引用FSA的相关指引条文，指出指南针的操作“在程序上符合行业通行标准”，同时坦然承认“在基于风险的本源审查深度上，有提升空间”。
将基金形容为一个“不幸被个别问题LP卷入的、本身运作规范的投资载体的倒霉蛋和委屈鬼”，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后基金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聘请独立合规顾问、全面修订尽调流程、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等等。
语气从容不迫，引用的法规准确，给出的解释逻辑严密，既表明了合作态度，又守住了基金“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底线。
而斯塔克律师则从法律角度提供支撑。
慢条斯理地援引案例，解释“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强调“无法预见”与“明知故犯”之间的区别。
当那位女委员斯科特尖锐地追问，如果最终证实王铮的资金确实涉黑，基金是否准备承担相应后果时，斯塔克没有回避，而是清晰地列出了几种可能的法律路径及基金的应对预案，语气沉稳的就像做过了十遍的试卷。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基金在引入该笔资金时存在重大过错，我们不会回避责任。”
“但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是一起独立的、利用基金架构的欺诈行为，基金本身亦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他LP的合法权益，并配合贵机构厘清事实。”
韩远征坐在一旁，看着斯塔克和安德鲁一唱一和，一个精准强硬，每一句都像在搭建一道坚固的逻辑防线，甚至搬出几年前几个类似案件的最终裁决要点，来驳斥或澄清委员某些过于宽泛或严厉的推定。
一个更灵活，也更善于把握气氛，从商业实务角度化解攻势，该低头低头，该服软服软，一手以退为进玩得风生水起，让提问的奥布莱恩也不时的和其他两人低头商量。
心中那份紧张不知不觉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感悟。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的“危机处理”，并非低声下气的哀求，也非针锋相对的对抗，而是在规则框架内，用专业、逻辑和事实，搭建起一道虽然被动但足够坚固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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