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圈层人数不多，但影响力不小，有点像……部落里的长老议事会？”
“长老？”克里克特嘴角似乎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你确定用这个词形容一群平均年龄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合适？”
“呃，象征意义上的，”李乐赶紧找补，“意思是他们掌握着一定的规则制定权和资源分配权。然后，还有以罗耀辉为代表的高调展示型圈层，热衷于用可见的消费和社交活跃度来标识身份和地位。”
“还有像袁家兴那样的实践生存型，他们的圈层更基于实际生存需求和共同处境，比如一起合租、一起打工的伙伴，圈子相对封闭和务实。以及像司汤达那样试图跨越圈层，但往往因为资本转换不畅而显得吃力的表演型融入者。”
克里克特微微颔首，“圈层的划分不算新颖，但注意到了内部的异质性和动态性，算是个开始。那么，这些圈层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壁垒森严，还是有所流动？你的观察总结呢？”
“既有壁垒，也有流动，但通道通常很窄。”李乐琢磨琢磨，食指和拇指一夹，比划了一下，“不同圈层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文化屏障。”
“比如，建制派圈层组织的活动，像那次基金讨论会，虽然名义上开放，但实际的参与门槛很高，需要特定的信息渠道、一定的经济资本投入意愿，甚至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我们是一类人的认同感。像袁家兴，几乎不可能进入那个场合。”
“而高调展示型圈层，则通过共享的消费场所、品牌偏好和话题，来强化内部认同和对外区分。你想融入，光有钱可能还不够，还得懂得他们的语言和玩法......”
“嗯，那么，你认为，维持这些较小圈层稳定规模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克里克特忽然抛出一个问题，灰蓝色的眼睛里带着考较。
李乐愣了一下，脑子飞快转动，试图从人类学理论里搜刮相关概念，忽然灵光一现，“您是指那个关于人类大脑认知能力限制所能维持的稳定社交网络规模的邓巴数？”
“还不算太迟钝。”克里克特语气平淡，但李乐觉得这大概算是表扬了，心里美滋滋。
“你继续说。”
“哦，在这些留学生群体里，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基于信任和强联系的紧密小圈层，其规模往往自发地控制在邓巴数理论提示的范围内，比如核心圈可能就在十几人到几十人之间。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会变得疏远，需要更多的文化润滑剂。”
“就像.....”老太太翻开手边的阶段报告，又指了指李乐。
“嗯，比如那个私募基金，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尝试用共同的经济活动作为纽带，去维系一个超出常规亲密圈层规模的网络。”
克里克特点点头，“观察到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粘合剂的功能，算你有点长进。那个基金，现在进展如何？除了作为你观察资本运作的标本，它对于理解圈层间的互动和权力结构，有什么新的启示？”
知道老太太要问的重点来了，李乐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拿起茶杯借着喝茶斟酌着了一下，这才说道，“基金本身还在初步筹备阶段，盛镕提供了三个项目让大家选择。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像一场微型的权力预演。”
“哦？”
“韩远征作为发起人，凭借其社会资本和组织能力，试图定义场域的规则和目标。而盛镕，则凭借其专业知识资本，对金融法规、市场分析的熟悉，迅速确立了技术权威的地位。他们两人某种程度上共享了定义权，比如什么样的项目是好项目，什么样的投资逻辑是正确的。”
“其他参与者，包括罗耀辉、陈佳佳、罗婵，甚至包括我在内，很大程度上是被纳入这个既定框架内进行博弈的。决策机制看似民主讨论，但话语权已经通过知识和社交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而隐性确立了。”
李乐又想了想，补充道，“而且，我注意到，这种基于经济活动的圈层联结，虽然试图扩大网络，但其内部依然会基于投入资本的多寡、专业贡献度的高低，形成新的、更精细的层级和权力差序。就像森内特教授说的，合作伊始，权力结构往往就已经隐性地确立了。”
老太太听到森内特的名字，嫌弃的用鼻音哼了一声，“那个老秃鹫，看什么都像一场权力阴谋。不过，这次他的工具倒是被你用得不算太走样。”她话锋一转，“那么，圈层间的流动呢？”
“这就是这段时间我观察到的最直观的部分了，教授。”李乐左右瞅瞅，起身拉过窗边的一块白板，开始在上面画示意图。
“我观察到，圈层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复杂的升降机和旋转门机制。促进流动的关键因素，除了常见的学业成绩、社交能力，还包括，经济活动。”
李乐特意给这个词儿画了个圈儿。
克里克特扶了扶眼镜，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示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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