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场口头报告的主讲人，一位来自我爱堡大学的一位研究比较社会学的这么个相当冷僻方向的副教授，此刻正经历着学术生涯中可能最尴尬的时刻。
原本瞧着前两场，尤其是李乐和邹杰之间那场火药味十足又峰回路转的“交锋”，吸引了满坑满谷的人，心里还暗自窃喜，指望着能借这股“东风”，让自家这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研究也能多几个听众。
他甚至提前精心修改了PPT，在开头加入了与“网络社会”、“权力流动性”相关的引子，试图与前面的讨论建立些许联系，蹭上一点热乎气儿。
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当主持人宣布邹杰的报告和问答环节结束，请下一位报告人准备时，会场内仿佛瞬间解除了某种静默魔法。
椅子挪动的“刺啦”声、低声交谈的“嗡嗡”声、收拾笔记本和背包的“窸窣”声汇成一片。人们像是约好了一般，纷纷起身，如同退潮般向出口涌去。
前排的大佬们也不例外。森内特在李乐的搀扶下率先起身，拄着手杖，毫不留恋地朝侧门走去。
玛丽女士和菲茨杰拉德低声交谈着，也随之离席。约翰逊副主任和杜兰德、沃尔夫冈几个人聊着什么，路过时，还拍了拍这位副教授的肩膀，说了句“古德拉克”，便匆匆离开。
武田直树和藤岛更是早已阴沉着脸，和邹杰一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就连不少原本坐在中后排的普通与会者，也一边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刚才李乐那番“控制镜像”和“食人鱼效应”的即兴发挥，一边随着人流向外走。
对他们来说，接下来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与刚才那场充满机锋、关乎学科前沿方向的高强度思维碰撞相比，显得太过平淡和“古典”、“理论中的理论”。
转眼间，刚才还挤得满满登登的报告厅，竟稀稀拉拉只剩下了不到两成的人，空出来的座位像老太太掉了牙的豁口，透着几分凄凉。
人站在台上，看着台下，脸上努力维持的专业笑容彻底僵住。
主持人似乎也有些同情，草草介绍后便示意他开始。
几句开场，可声音明显缺乏底气，眼神不时飘向门口，仿佛在期待会有奇迹发生，有人去而复返。
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报告厅里只有他干巴巴的讲述声和空调的低鸣在回荡。
副教授扶了扶眼镜，心中一片巴山蜀水凄凉地，甚至开始深刻怀疑人生，自己选的这条冷得能冻死企鹅的的研究道路，到底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必要？
而贵宾室里，李乐刚把森内特安顿在沙发上，自己也被老头趋趋着去弄杯水，结果还没直起腰，就被几个人叫住。
“嘿，威廉！小子！”杜兰德教授洪亮的带着大舌头的法兰腔响起。
“干嘛？我这干枯的嘴唇需要补充水分，没空陪你继续斗嘴。”
杜兰德哈哈一笑，没理会森内特，目光灼灼的看向李乐，“李，你刚才那个控制镜像和食人鱼效应的比喻，非常精彩！它让我想到一些关于媒介与权力关系的老问题，但你又赋予了它全新的、数字时代的维度。”
菲茨杰拉德也优雅滴扶了扶金丝眼镜，语气虽然依旧带着他特有的挑剔，但内容却是肯定的，“确实。将液态现代性的讨论从齐格蒙特·鲍曼那种相对宏大的社会形态描述，下沉到算法和数据驱动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这个转向很有潜力。”
“不过，我很好奇，你如何避免这种比喻式的分析陷入文学化的想象，而缺乏实证的锚点？”
一向阴沉的沃尔夫冈也插话道，“李，你提到的三重困境，尤其是权力结构的液态化，在跨国比较的视角下，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其应对模式和受影响程度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你的框架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适性？”
问题一个接一个，显然李乐刚才那番即兴的、却切中要害的补充，真正勾起了这帮老狐狸浓厚的兴趣，触动了这几位顶尖学者的思考神经。他们围着李乐，似乎忘了旁边还坐着个一脸略带小得意的森内特。
李乐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高质量的问题，像个被临时围堵的答疑机。脑子飞快转动，组织着语言。
对于杜兰德的肯定，他谦逊地回应道，“杜兰德教授，您过奖了。那些想法还非常粗糙，只是试图用更形象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复杂的观察。”
“媒介环境本身就在塑造一种认知框架，而算法则将这种框架动态化、个人化了，这确实是镜像一词想捕捉的感觉。”
杜兰德摸着下巴上的白须，若有所思。
面对菲茨杰拉德关于“实证锚点”的尖锐问题，李乐笑了笑，“菲茨杰拉德教授，您说得对，比喻不能代替严谨的分析。”
“我认为实证的锚点可以落在几个方面，比如，对平台算法推荐逻辑的逆向工程研究，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对特定议题网络传播路径的动态图谱绘制，以及，对用户在感知到边界变动时，就像内容突然被限流、社群规则悄然修改等行为和话语反应的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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