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细读原文，不难发现，从第二段开始，每一段都是前文的补充，而又使读者意想不到。首段记义田，周详无遗。文章到此，已完成了为义田作记的任务。次段推远说去，追叙范仲淹早有此志，补充说明设置义田之因，为首段生了根。接着写范仲淹死后，子孙们能够“承其志”，把义田办下去——仁义之行得到发扬光大。至此，作为设置义田一事，从头到尾，已经十分完整，可以收笔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谓范仲淹死时“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与义田中“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前后对照；紧接着“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二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文章如就此结束，既完整又不落俗套。但事实上文章到此还不过一半篇幅，下面还有三段议论。宋人作记，有好发议论的特点。本文在文意已尽的情况下大发议论，弄得不好就有画蛇添足之嫌，写好了才能为文章增色生辉。如前所述，后三段议论是成功的，它们与前两段形成鲜明对照，突出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三段议论置于文末，更给人以一种欲言不尽的气势，使文章在引古叹今的大开合中波澜起伏。尤其是最后一段，对范仲淹的忠义、事业、功名一笔带过，“他人作记，必以此于起手处张大之，今只于结尾略带”（《古文观止》卷九），诚为不同凡响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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