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创伤平复，整个江南的经济都逐渐恢复到崇祯年间水准。
新政在江南地区铺开的同时，洋务院先后于福建、浙江、南直新设市舶司，到了现在，整个明廷控制区域内，已经有了十三个市舶司开港，内外贸易量也达到了峰值，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继续扩大了，典型就是随着浙闽直三省开海，广州港的吞吐量都已经开始下降了。
于是，大量两广、湖广、福建商人行会瞧准了机会，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尚还没有得到开发的浙直沿海地区。
反而是浙直本地士绅们慢了一拍，以宁波市舶司土地租赁拍卖数据来看，市舶司抛售的第一批三千三百亩土地中，湖广籍商人拿下一千多亩，两广、福建商人分别拿下数百亩，海务公司占了四百多亩，作为本地势力的浙江商人，竟然只占据不到八百亩的份额。
接着，朝廷度田令下达之后，浙直本土士绅受到更大压力。
这年头科举考试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许多科举无望的士子，在听说朝廷可以直接考核任职后，当即放弃继续科考，参与官员考核。
经过基本考核之后，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文化水平过得去，就会经过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派来的官员，短期培训后，分为各个巡视组，前往基层参加度田和新政推行的执行与监督工作。
沈平鸿就是其一，考完七日后放榜，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名列榜上，只是名次有点低，全省倒数十七名。但这毕竟是举人啊，还是让他大为惊喜，身边同学友人纷纷前来祝贺，在封建时代，中了举人，就算正式步入士绅阶层了。
这也是沈平鸿的幸运，其实按照他的八股水平，在浙江这种大佬边地的地方，大概率是中不了的，但当时阅卷的主考由总督陈邦彦、布政使李新（原广东布政使），按察使常延龄，杭州知府顾炎武带着精干官员，一起组成。
很显然，除了常延龄外，其余都是昔日肇庆旧臣，是新政派的骨干力量，本来沈平鸿因为经义水平一般，时应当刷下去的，但后面顾炎武看到了他的策论，觉得写得非常精彩。
也许当时沈平鸿已经觉得自己上榜无缘，干脆放飞自我，将心中所想全部袒露出来。
文中，他首先对于这个题目就提出了反驳，认为一个知县，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从整个朝廷的视野来部署。
浙直农民并不是不愿意种粮食，事实上，这个年头的粮食还远没有富裕到可以大量商品化的地步，之所以多种桑田，其实归根到底，是嘉靖以来，朝廷官员和地方士绅联手的结果，毕竟粮食再少，又饿不着他们，但多产丝绸，却可以卖出换银子。
要平衡这种现象，就必须由朝廷出手，让种粮食的收益和桑蚕平衡，具体手段就是从关税下手，浙直大部分丝绸主要还是用作出口，有目的地提高丝绸出口关税，同时限制浙江从外省的购粮限度，便能逐渐抬高粮食价格，让种粮有利可图。
顾炎武所欣赏的，其实不是沈平鸿所给的手段，这些方法户部、洋务院那帮子“账房先生”也能想得到，他欣赏的，是对方所体现出的财政经济素养。
早在月前，随着中书科各个调查组不断反馈，再加上一线市舶司所反映的数据，朱由榔便发现了，眼下大明的对外贸易市场，有过热的嫌疑。
对外贸易从来都是双方的，一个国家，过于依赖外部市场不是好事，后世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好歹还算“两头在外”，可眼下大明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一头在外”，如此下去，除了换来一大堆贵金属，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外，不会有任何好处。
而且全国的投机资本，都聚集在沿海地带，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健康，除了洋务院老大张同敞最先发现问题外，正在进行杭州市舶司建设的顾炎武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向朝廷上书。
必须要对外贸市场规模进行限制，资本投机在现阶段，虽然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动力，但必须给它套上缰绳。简而言之，大明朝廷在开创性的建设了一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之外，还需要加强“看得见的手”，及财政干预。
沈平鸿身为一介寒微士子，能有这般见识，在同龄人中，依旧是相当出类拔萃了，顾炎武大为欣赏，又了解到他的明算成绩也不错，八股虽然一般，但也还过得去，便向陈邦彦推荐了一二。
最后，由陈邦彦拍板，考虑到朝廷虽然只说这两科作为参考，但若是完全没有影响，日后考生也不会重视，所以在八股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应倾向于其余两科优异的考生，沈平鸿就这般被填进了桂榜末尾行列。
这次各地乡试，虽然没有公告，但各省主官都知道，上面定下了一条潜规则，无论哪个省，所录举人中，三代内都没有功名的平民子弟，占比不得低于五成。
沈平鸿虽然也属于平湖沈氏，但隶属旁支庶出，也算寒门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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