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源略略沉吟：“要说感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书到用处方恨少。动笔之前感觉自己读的书很多，等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才发现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清楚，到处动手动脚找东西，偏偏找又找不到，急得抓耳挠腮，有时只能根据手里一鳞半爪的东西来推测臆想。
“另一个感觉则是书到用处方恨多。相对于早年间资料的极度缺乏，近些年的资料又丰富到令人发指，各种书籍报刊、影像资料层出不穷，有些是大同小异，有些是大相径庭。全抄进去吧？显得头重脚轻，而且有剽窃嫌疑。不采择进去吧？又担心内容有遗漏。把一大堆资料裁剪成言简意赅的豆腐块，还要折中各家的观点，保持前后体例一致，花费的功夫不比写个三两万字的文章更轻松！”
韩先汝连连点头：“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在着书、写论文时常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你能有这种感受，说明你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学术研究的门槛。那你写完感觉有什么收获？”
江水源挠挠头：“其实能坚持写完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虽然它可能非常幼稚，也可能错误百出，但毕竟写了出来。而且在写的过程中，确实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清楚、不明白的知识点，让我对四十多年来的国学论难发展有了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既然有收获，那你写完之后是否感到有什么遗憾？”韩先汝又问。
“遗憾当然有。”江水源没有讳言自己书稿中的不足，“最大的遗憾还是占有资料不足。国学论难才举行四十多年，参加最初几届比赛的选手现今也不过六十岁上下，应该都还在世，像访问他们补齐资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时间、能力、资金等诸多方面因素限制，这部分还是靠二手材料和自己臆想为主。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自己的史识不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有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近代梁任公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又提出‘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仔细想来，史德可修，史学可补，史才可学，唯独这个史识需要长期磨砺、名师指点，否则很难修成正果。但是史识又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有学无识都成为不了优秀的史学家。偏偏我在引领整本书的史识存在重大缺陷，注定这部书稿只能称作资料汇编。”
韩先汝颇为嘉许地称赞道：“你能意识到自己和书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已经是成功的开始。至于你的书稿写得如何，我会仔细阅读，最后提出我的意见。在此之前，你可以回去把你书里自认为最新颖、最具要创造性的观点凝聚成两三篇论文，然后拿个我看看。
“不要以为论文好写！其实正常情况下，同等字数的论文含金量绝对高过一本着作，因为着作难免要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兼顾方方面面；而论文只要突出你的创见并加以论述即可，里面全都是新东西、新观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写。我等会儿拿几本近现代着名学者的论文集给你看看，你回去不妨好好揣摩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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