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只是此时的他，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莫说天下人了，就是张之洞自己，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对此却清清楚楚。
第二，原时空，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成为“清流”领袖之一。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清流”中摘出来，等于在“清流”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断其一肢。哼哼，如此，这个“清流”，还长得大吗？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旧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关卓凡认为，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最多算是守旧派的“代言人”。既然只是“代言人”，如果好处足够大，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代言”呢？
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新政”中获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新政”呢？
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关卓凡以“大棒”为主，以为立威。威既已立，就该抛根胡萝卜了。
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其味道之鲜美，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不久，关卓凡将发现，这根胡萝卜的功效，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
第四，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
原时空左、沈办的船务，实话实说，关卓凡是不满意的。
起点太低，太仓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一个叫德克碑，总揽一切事务。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签了合同。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洋教师，议定五年之内，监督造船十六艘，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合同期满后，洋籍工匠撤退，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
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萧规曹随，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
这个规划，出发点不能说有错，先当学生。学成当家，问题是，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放低姿态，老实当学生。扎实学东西，心浮气躁，总是今天当学生，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这种肤浅的自尊、自大，误事无数！
原时空，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1867年接手，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挟技居奇，唯利是图”。
之后，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
还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军”的洋将。职业军人出身，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他们在法国的“层级”不高，社会资源不多，经其手请来的技师、教师，水平其实很有限。老师不高明。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
这就是关卓凡说的“起点太低”。
问题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两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继，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船厂生产日见萎缩。
中法开战，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战后，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
船厂如此，船政学堂呢？
比船厂还糟糕。
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就说一条：作为海军学校，居然没有体育课！
在这儿，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因为以下部分，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有重大的参考作用——当然，是反面教材。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在《田凫号航行记》中，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下了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而言，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
这种精神面貌，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确是事实。
寿尔还观察到，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
究其竟，整个学堂，主事也好，学员也罢，完全不晓得：学堂不是培养“儒生”的，而是培养“军人”的；毕业后，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的观念，更是付之阙如。
船厂办不好，其害止于自身；学堂办不好，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
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总兵、管带，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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