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如薰将正规的军事院校的建立看作是军队不会再次沦为文官手中争斗的政治工具的象征。
以往军队总是容易被文官掌握打压的原因无非是没有文化与传承，而文官却因为科举制度的确立而确定了源源不断的文官来源，虽然武官也搞了个武举，但是武举却是在文官的掌控之下。
说白了，选举权进阶权运输补给权全都在文官的掌握之中，勋贵们人模狗样的掌握着的五军都督府只是一个空架子，早已没有和兵部相抗衡的实力。
朱元璋设立的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掣肘相互抗衡的制度就这样被破坏了，文官全面侵夺勋贵兵权，引入边关将领入京城进一步削弱勋贵的话语权，最终使得勋贵完全成为文官们圈养之下的猪猡，除了捞钱什么都不会。
明亡之际，为大明殉国的勋贵百中无一。
还纷纷向李自成向满清投降以求“恩养”，一群连自己谋生的能力都没有废物，居然指望敌人的“恩养”。
可见大明朝养了怎样的一群猪猡。
萧如薰对这样的制度非常痛恨，因此三番五次的下诏书指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大秦朝没有万世不变的勋贵，没有万世不变的军功，只有万世不变的军魂。
为此，他让皇族做出表率，言明大秦从今往后只有四个王，除萧如薰之外的萧氏三兄弟所代表着的三个王，楚王赵王魏王，然后是坐朝之君的太子，可封秦王，除此之外就不再封王。
皇室子弟全部都要入学学习文化知识，三位王最优秀的子弟可以继承王爵，剩下的就要按照成绩高低分配不同的官职，和外姓官员一样走仕途的路子，只能靠自己立功受赏，还有重新封爵的可能，除此之外就没有封爵的可能了。
萧如薰以这样的方式限制皇族的发展，将皇族对财政的影响降到最低，并且期待着变废为宝的可能，同时在外界看来，这是皇帝对前明宗室制度所带来的弊端的改良。
皇帝意识到了前明宗室制度对前明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所以决定不允许皇室离开京城，不允许皇室多出第五个王，不允许皇室子弟混吃等死，不允许皇室子弟犯罪。
如此作为对皇室的限制不可谓不大，简直堪比前宋，而且比前宋更加严厉。
皇族都做出了这样的态度，底下的勋臣们自然不好意思对皇帝要求世封待遇了。
于是萧如薰下令，各勋贵家族子弟仿照皇室的例子，只有一个孩子能继承父亲的爵位，每代降一等，按照公侯伯子男的顺序下降，若是公爵，五代之后没有立功就成为白身，若是男爵，一代以后没有立功就成为白身。
除了继承爵位的子弟之外，剩下子弟的没有爵位，只能承荫入官身，全部按照这样的规矩进行。
至于继承的子弟是什么人，立长还是立贤，萧如薰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
皇族内部的事情，因为是皇帝可以控制的，尤其是三个亲王的传承，于国家没有大碍，萧如薰说用孩子的优秀程度来判断，那就这样判断好了，反正三个亲王也没有权力，他们的传承没什么所谓。
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萧如薰增强了皇帝对皇族的继承权的控制，并且通过此将皇族掌控在皇帝手里，使得旁系皇族永远不能威胁嫡系皇族的皇位传承，这是一种手段。
但是皇帝和天下家庭之间，立长立贤的问题却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和家产的传承，于国而言十分重要，于家而言也十分重要。
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确定一个名分，让嫡长子有天生的继承权，看起来是十分美好，可是自从周代礼崩乐坏之后，嫡长子继承制屡次被提及，却也屡次被破坏，嫡长子顺利继承家业帝位的，实在是不太多。
即使是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之下，也依然免不了家大业大之家的后代们互相之间的争夺，立长立贤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千百年来的人们，从来没有人予以解决。
事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萧如薰阅读了大量史料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是一个规矩，一个为了成方圆而定下的规矩，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更改的事实。
嫡长子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操纵，但是若是遵循立贤不立长的规定，就会产生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即所谓“贤”是什么？
贤明大家都喜欢，可何为贤明呢？
贤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能以人的意志转移，爱民如子却优柔寡断，果断远谋却嗜血杀戮，怎么选？
越是重要的事，就越需要有明确、清晰、广泛的评判标准。
相比起含含糊糊的所谓贤明，立嫡立长要易于操作得多，而如果以贤明为标准，那么这种苗头只要一旦出现，很快就会有人开始钻这个空子，支持废立，投机钻营，营造出贤明的假象来争取利益。
贤明是可以伪装的，更是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来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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