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李自成已杀罗汝才、袁时中，兼并了他们的部众？！”
崇祯十六年七月初九日下午，杨振在吉林城“工地”靠近江岸的一个相对僻静的大帐中，隆重接见了方光琛、沈志祥以及他们随行人员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一见面，还没等杨振开口询问大后方情形和他们北上的经过，方光琛就先向杨振了通报一个流贼方面的重大事变。
“没错，都督，此事千真万确。而且据说，李贼为统一他们所谓的官制旗号，在闯营诸将支持下，不仅已经杀了罗汝才、袁时中，而且早在三月里，就设鸿门宴处死了意欲分兵他往的贼头‘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二人，同样吞并了他们的人马，传闻其麾下如今又有不下百万之众！”
“这——”
对于方光琛一见面就紧急报告的这些消息，其实杨振的心里面是有数的，虽然在这个时空经历的事情越多，生活的时间越久，后世留给他的那份记忆就越模糊。
但是模糊的只是细节，只是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他心中依然记得历史发展的走向与大势。
他知道原时空的崇祯十六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不管对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及其朝堂来说，还是对原时空的“大清国”来说，同时也包括拥众驻兵于荆楚襄阳一带的李自成麾下各路贼军来说，都是如此。
对崇祯皇帝来说，原时空崇祯十六年秋冬使节，不仅其最后的一支精锐能战的军队在孙传庭的指挥之下先胜后败，最终全军覆没，而且在北方地区尤其是京师城内与京畿地区瘟疫再次爆发。
这一点，也是杨振思前想后终究不敢贸然率军入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次席卷宣大、京师、京畿和北直隶地区的瘟疫面前，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是渺小的，即使是杨振，也不敢轻易冒险，一旦被卷入其中，后果将极其严重。
而他能做的，除了进一步扩大吴朝佐、吴有性他们的职权，叮嘱他们小心防范，进一步增加防疫支出，进一步扩大隔离营、救济营的规模之外，并无别的法子。
他对山东、北直隶地区的防务并无管辖权，甚至包括邻近莱州府的几个府县，比如青州府，比如河间府等地，他也只能叮嘱吴朝佐、吴有性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提醒那几个府县官员警惕注意。
至于说由杨振自己主动上奏朝廷提防或者筹款防范进入秋冬季节后有可能会复发的瘟疫，他还没有那么天真，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的京师朝堂的做事风格。
且不说现在的内阁首辅，也就是周延儒，本就对杨国栋父子心怀成见了，就算没有曾经所谓的阉党与清流之争种下的这个嫌隙，杨振也对现在的内阁大臣们毫无信心。
以他对崇祯皇帝包括京师朝堂的了解，若是由他上书提出这个建议，那么这个事情几乎百分百就会落到他的头上。
而且更麻烦的是，崇祯皇帝在内阁大臣们的建议之下，很可能会借着这个杨振自己送上门的机会将其调入关内。
至于说防疫本身，对现在的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廷来说，他们也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防疫是不可能真正防疫的，他们既没有这个心力，也没有这个财力。
但是，一旦杨振把这个事情报上去，然后说它有多么事关重大，那么皇帝和朝廷借着这个由头顺水推舟将其调入关内的心思，就一定会产生。
可是眼下的他，还有一堆更加紧要的、甚至是关乎整个华夏民族未来命运的事情要处置，一旦被皇帝一道旨意调入关内防疫，那他在关外经营这么多年岂不是要前功尽弃？
所以，对此，他只能闭口不提，同时嘱咐吴朝佐、吴有性他们暗中准备。
这是杨振记忆中朝廷方面在崇祯十六年面临的严峻挑战。
至于历史上的“大清国”，那就不用说了，在原时空崇祯十六年的八月，黄台吉暴病而亡，“大清国”上层陷入夺权夺位的纷争之中，直到年底顺治即位，多尔衮摄政，纷争方告暂时停歇。
当然了，这一世，黄台吉早死了一年，“大清国”上层夺权夺位的争斗也提前开启，如今，随着多尔衮的死亡、顺治的“继位”，清虏小朝廷已经陷入穷途末路之中。
但让杨振颇觉意外的是，这一世的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比如说，中州、江淮地区的大批流民被转送出海，到辽东半岛、高丽半岛北方编户屯垦，被转移安置的流民口数累计多达上百万，竟然对李自成以及各路流贼势力的演化，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张存仁及其所部兵马反正归来，并被安置入关，屯兵于保定；方一藻出任登莱巡抚，并指挥登莱援剿先遣军、金海镇援剿兵马数万人，参与了对祸乱中州、湖广的各路流贼势力的围剿，竟然对李自成以及各路流贼势力的分化与合流，也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此外，还有孙传庭、马士英以及关内督师侯恂的麾下人马，都比原时空崇祯十六年的时候要强大许多，可是，这一世他们除了保住了汝宁府的崇王、武昌府的楚王之外，同样对各路流贼势力进一步坐大并未造成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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