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道，“这个我暂且不挑明，但樊莺总该清楚一些。”
众人再去看樊莺，而樊莺却急着往下问，“师兄，你还有没有推断出别的线索呢，你快些说出来！”
“两位故长者离家时，是将樊莺托付给了邻人，她那时才……”
樊莺：我大概虚岁是九岁。
高峻：夫妇二人出行、却不带小女，那么可以猜测，此次出行不须太久，顶多不超过十天。他们不带随从，可以猜测此次出行一定不是普通事务、不欲人人皆知。那么便一定是直奔购取黄莲珠而去了！如此重要而又隐秘之事，不带口无遮拦的小女也就可以理解了。
郑县令：只是死无对证了，即便怀疑到无头的瘸腿白骨，也无从察知。
高峻：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王海蛟身上下手，权当试一试。
樊伯山：只是到哪里去找这个人，连个具体的县份都没有。只看他按下的红指印痕，粗糙阔大，似是个手生老茧的长者，十多年后恐怕更不好找了！
高峻：叔父大人，不知岳父生前以什么为生计？
樊伯山：兄长生前专门加工贡往长安的鳄鱼皮，曾经有个不大的作坊，雇着几个人……等等！王海蛟！说至此，樊伯山再摇了摇头。
高峻：这张收据上，岳父大人的郡、县、姓名写得都极为清楚，可能岳父大人是怕对方反悔。
众人点头，一万五千缗大钱本来不算少。但以这个数目购得这样的异宝，总觉不大正常，有些占了大大便宜的感觉。
褚遂良：有些道理。
高峻：王海蛟收藏此珠，若非急等钱用绝不会出让出来。既然事急，那么总该找个自己熟知的、且有一定财力的人才可很快成交，还要尽量隐秘。依在下看，这种事对于一个本来有些财力的人来说，家中因变故而引发的财力上的窘迫境况，是不大愿意让乡里、街坊知道的。
樊伯山：唉！若这个王海蛟也写上哪里人氏，就好察访了，甚至我们还可问一问他知不知有这么一位瘸腿人。
高峻：卖珠人在收据上只具姓名不写籍贯，一则说明他事属真急、火燎眉毛，至少当时不存有反悔的打算。二则也可认为，两人之间是熟悉的。熟悉而非乡里，那是什么人呢？
樊伯山：我刚才就有个想法：这个王海蛟会不会便是往年给兄长提供生鳄鱼皮的商户掌柜呢？我知道兄长只是熟制加工，生鳄皮一直是外购的，但具体由何处购得，却不清楚。
褚遂良：不是没想过找到这个王海蛟……但……范围太大，要如何探察！
高峻：余杭县、于潜县两位大人，可否差人分头查一查贵县的县志，看看在贞观九年六月初十日、至六月底这段时间，在天目山一带有什么大事。
褚遂良：比如？
高峻：比如有无大雷雨？我们先假定这具被雷劈过的白骨就与此事有关！它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我不能熟视无睹。如果无关，尽早处置了，也省得被它扰乱视线！
李县令和郑县令马上派人去查县志。
高都督给出了具体的时间，有余杭县和于潜县数名文吏飞身出去，翻阅本县贞观九年县志。
不大一会儿，就有消息报过来。
两县的县志居然同时记载：“贞观九年六月十五日夜，天目山中，暴雨雷鸣。雷似地崩、雨如天漏。晨起视之，因风雷摧山，偃紫溪涧为塘。”
郑早县令用力拍股道：确有此事！天目山在这一段，本来上有山道、下有一处狭涧名曰“紫溪涧”。但在那场大雷雨之后，崖岭坍塌，将底下的山涧掩埋了三、四里。只是本官记不大清年份了。这么说来，此具白骨真有可能！
高峻：再假设，两位长者购得了宝珠，乘夜行至紫溪涧边的山道上，突遇风雷摧山……那么，他们被淹埋到如此之远，也就可以理解了。
褚遂良：这就具案了？
高峻道：不。如此结案岂不被夫人恼！总该找找那位王海蛟，多方察证一下才肯踏实！我们大概计算一下：贞观九年六月初十日，载着樊老夫人的马车是从于潜县以南多远的地方启程北归余杭县，五天后、于六月十五日夜里抵达了天目山紫溪涧？
郑县令：就是不知樊员外和樊夫人会不会路上有些什么耽搁，比如不是十日启程的……如果恰是十日即启程，那么一驾马车，大概一天也只行七十里。
高峻：多半就是在六月十日启程！购得了异宝，家中尚有独女，谁还会在半路上多耽误？恐怕两位长者昼夜兼程也是可能。那么在马车正常的行程上还要加上倍半之数了。
都督的话未说完，郑县令的脸已然红了一下。只凭一张收据，西州都督高大人便推测了这么多，虽然都是推测，但件件像是亲眼所见。
他偷偷打量眼前这位年轻的西州高官，他在说这些话时面无表情，眼睛盯在一处地方动也不动，仿佛在回忆着十几年前的一件亲历之事。
一个人有如此敏锐的头脑，不知还有什么事、什么对手才能让他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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