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高务实这么一番话，刘馨显然也明白过来了，顺带着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加深了不少。不过她想了想，忽然有了疑问，沉吟着问道：“你说的这些道理固然没错，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丰臣秀吉不是应该更加提防着德川家康么？
你想，家康的实力和能力如何，在小牧长久手之战已经完全被证明了，他是能打平秀吉本人的人啊。那秀吉难道就不想想，自己万一要是死了，今后谁还能压制得住家康？这般局面之下，他怎么就只想出一个五大老加五奉行的馊主意？”
“我之前的确说过，五大老和五奉行制度是个失败的制度，但那话终归也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说的。秀吉又不是神仙，他也不知道前田利家会跟着他前后脚挂掉，其他三个大老对家康根本起不到多少牵制作用。
至于五奉行，这个制度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我们大明的内阁——内阁有权无权关键在哪？在于皇帝的支持力度有多大，在于百官顺从之人有多少，这其中又尤以皇帝的支持最为紧要。
五奉行怎么失败的？首先就是秀吉自己挂了，这个来自于中枢权力核心的支持实际上断了来源。其次，‘百官’顺从吗？显然不顺从啊！近江奉行派和尾张武士派矛盾激烈得要死，德川家康再从中一挑唆，立马就是关原合战爆发——这叫顺从吗？”
刘馨摇头道：“既然这个制度如此不稳定，丰臣秀吉难道就一点都看不出来，不用点别的手段？”
“谁说没用？他用了很多手段了。”高务实道：“比如他移封家康去关八州，那边美其名曰是有250万石，而实则直辖地只有100多万石，远低于秀吉直辖地220万石。即便家康能把250万石全都搞到手，那秀吉还有‘藏入地’。
更别说秀吉还对石见银矿、佐渡金矿拥有最高比例的分成，还拥有最大的贸易中心大坂、堺汀、清州町等，财力完全碾压家康。而家康那边的关八州税率还特别低——我是说在日本来说特别低，是四公六民(即税率40%，这在日本居然已经是特别低的了)。也就是说，无论从农业还是商业的角度来看，丰臣氏都有足够的力量碾压德川家。
而且除了财力方面，政治手段秀吉也用了不少。比如说曾是秀吉养子的秀康给了结城家，这是防止家康利用其干涉丰臣家督的继承。
秀吉在东海道密密麻麻地放了一堆十几万石的秀吉嫡系大名，这是军事包围家康，让家康不敢随意乱动。
他又派遣有力大名进行监督，先是近江出身的蒲生氏乡，尔后是上杉景胜，这两人都和家康素无交情，不至于莫名其妙投靠家康。
再说，移封关八州这件事，本来就是把家康从距离京都较近的东海道一脚踢到关东，因为家康在三河根深蒂固，清州同盟时在尾张美浓也很有影响力，所以必须踢走，以免他万一动手的话，因为离中枢太近，丰臣家可能会缺乏反应时间。
最后一点就是，北条氏在关东统治日久，当地也很心服，丰臣秀吉刚刚平定关东，立刻把家康移封过去，这个做法很有点佐佐成政之死的意味。”
“佐佐成政又是谁，他的死又有什么问题？”刘馨问道。
“嗯……他是信长的心腹将领，小牧长久手之战快结束时，他曾冒险翻越雪山去劝家康不要议和，要和秀吉打到底。不过事后秀吉没有当场追究，反而不久后又带着他一起打了九州征伐，然后把他改封在肥后，石高54万石，看起来颇受重用。
不过那只是秀吉的阴谋，因为秀吉马上推行检地，得罪了九州一批大名和豪强。于是不久之后，隈府城主隈部但马守亲永起兵举事。虽然佐佐成政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但秀吉依然认定他为本次事变的主要责任人，下令逼他切腹了。”
“原来是这样。”刘馨点了点头：“你是说改封这件事，本来丰臣秀吉也是打算让家康忙于应付领内的反对势力，最好闹出什么乱子来，他就好趁机处罚家康——不说让他切腹，至少削封什么的，应该是名正言顺了，对吧？”
高务实笑了笑：“很有可能，只不过他小看了家康的手段。甚至家康还利用这个借口，不曾出兵朝鲜，在关东开垦新地，发展实力。呵呵，真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看谁笑到最后了。”
刘馨终于肯定了一下丰臣秀吉，道：“我就说丰臣秀吉不应该毫无防备才是，看来还是有防备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的发展没有如他想象中那般。”
顿了一顿，见高务实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她不禁又问道：“可是你把这些前因后果推敲得如此明白，究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当然有意义了。”高务实翘起二郎腿，道：“我常说，所谓料事如神，归根结底是料人如神。想要知道一个人会怎么做，首先得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其次要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手里有什么底牌，最后才能按照这些去布局、去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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